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各方面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之花，已经、正在并将继续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制度创新之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历史地、系统地集成了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大成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由我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系统集成构建起来，体现我们党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系统集成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程程

　　

　　在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上，总有重要的里程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要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乃是新时代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科学制度体系。”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说。

　　在他看来，此次全会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这就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即将收官的关键时期，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已加快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阶段。”施芝鸿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分论部分提出的“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每一条都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特别是重要制度上接国家治理之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之基层，未来其创新和完善的空间最大。

　　“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每一条都是一个制度体系

　　《瞭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越来越重视和强调加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当前，我国的制度体系建设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施芝鸿：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一个从一般地强调各方面“制度”建设，到更加注重“制度体系”建设的过程。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我们党从强调制度建设，转向了更加注重各方面制度体系建设。随着党的十九大作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安排，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也进入了加快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阶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总论部分首次集中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为全面阐释“中国之治”，包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些重大问题，提供了一部完整的制度体系的成功“密码”。

　　《决定》在分论部分系统推出的十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宏阔格局，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部完整的制度“谱系”。

　　在“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完整表述中，直接出现“制度体系”的就有7个，这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即使没有出现“制度体系”字样的其他6个“坚持和完善”，其指向的也是一套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

　　可以说，每一个需要“坚持和完善”的制度，都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

　　科学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

　　《瞭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何既强调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又突出坚持和完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施芝鸿：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进入后半程，构建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是一项极为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全面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来推进，通过实行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来呈现，并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总论部分强调，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同时又强调要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这是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中，真正能够起到四梁八柱作用的，就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

　　所谓根本制度，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能起到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其覆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覆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一切方面和所有领域。

　　其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

　　所谓基本制度，就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

　　基本制度也是覆盖和体现在各领域各方面的。比如，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基本经济制度。

　　所谓重要制度，就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

　　它包括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等。这些重要制度上接国家治理之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之基层。

　　比较来看，在贯彻落实全会《决定》精神，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方面，创新和完善空间最大的应该是重要制度。《决定》突出强调的“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都属于重要制度范畴。

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丁海涛摄/本刊

　　每一个坚持和完善都是一种系统集成

　　《瞭望》：从构建科学制度体系角度出发，如何在制度完善，特别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中体现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这一显著特点？

　　施芝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集成分为两个大的层面：

　　一是《决定》全篇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十三个显著优势”与“十三个坚持和完善”进行了系统集成。

　　《决定》根据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的内涵和特点，特别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的特点，在建章立制中突出了“构建体系”的任务。这个体系集中体现为全会《决定》首次集中概括提出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与“十三个坚持和完善”。

　　从其内在逻辑和丰富内涵看，无论是“十三个显著优势”，还是“十三个坚持和完善”，都涵盖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这就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体现了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系统集成。

　　二是《决定》的分论部分从分层对接的角度，对“十三个坚持和完善”中的每一个“坚持和完善”进行了系统集成。

　　比如，对于如何“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问题，全会《决定》从如何引导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到如何在党内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如何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如何始终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再到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这六个环节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把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这“两个毫不动摇”的要求和部署，真正落到了实处，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讲得一清二楚。

　　比如，对于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问题，全会《决定》采用大家熟知的“1+3+1”的结构作了深刻阐述。第一个“1”，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3”，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项基本政治制度；第二个“1”，就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方面的各项制度，构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完整制度体系。

　　再比如，对于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问题，全会《决定》既在导语中系统阐明了这一“体系”的核心内涵，这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又重点强调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解决的4个突出问题：一是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二是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三是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四是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这样的要求和部署，既展现了“体系”的完整性，又突出了工作的针对性。

　　又比如，对于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全会《决定》既按照扩容后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按照有关建议增写“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内容，最后再加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更深层次上的系统集成。

　　还比如，对于如何“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问题，全会《决定》在深刻总结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突出强调，必须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突出强调，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结合起来；进而突出强调并细化了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有关制度，这是确保港澳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与必由之路，既是当务之急，也是治本之策，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综上所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文本，无论是对“十三个显著优势”与“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顶层制度设计上看，还是从每一个“坚持和完善”的分层对接与具体制度设计上看，都体现了在系统集成基础上的协同高效，因而是新时代系统集成的科学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