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从其亚非殖民地的撤出，并非仓皇狼狈的溃退，而是遵循了几条确保帝国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与大英帝国类似，美帝国维持全球霸权的总成本不可避免地高出其总收益

➤美帝国很可能不是实力的陡然下降，而是实力的某种转换

　　文 | 文扬

 

　　今年3月中旬，还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初期，中国就实现了“拉平曲线”，彼时，美国疫情初起，整体形势还远未明朗，但敏锐的分析人士已经感知到了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亚洲问题专家拉什·多希3月18日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认为这场疫情或成美国的“苏伊士时刻”。

　　“苏伊士时刻”指的是大英帝国在全球事务中失去了既有领导力、不得不让位于新的世界霸主美国的那个标志性时刻。1956年冬天，当一支英法联军重返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试图阻止纳赛尔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计划并维护其在这一战略枢纽地区的传统地位时，美国通过金融和舆论手段迫使英法无条件撤出了埃及，并顺势填补了这一地区的权力真空。

　　当时英国的处境正如其时任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所说，“要么作为一个第二世界国家，要么向建立第三个大英帝国迈进。”实际上，苏伊士时刻过后，英国只剩下了第一个选择。

　　库尔特·坎贝尔和拉什·多希认为，二战后的70年里，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不仅建立在自身的财富和力量之上，还建立在同样重要的一种合法性之上，这种合法性源自三大要素，即美国的国内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及召集和协调全球危机应对的能力和意愿。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考验美国领导力的三大要素。到目前为止，华盛顿未能通过考验”。

　　该文发表之时，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还不到1万，累计死亡人数刚刚增加到100，美国还有很大的机会向世界展示它在“国内治理”方面的水平。其时的美国还没有退出世卫组织，还有机会向世界表明它可以“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显示它在“召集和协调全球危机应对”方面的能力和意愿。

　　但是，三个月后的今天，世界正目睹美国成为疫情应对最差国家，“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全美大骚乱，同时，美国又不断挑起与中国、欧盟、伊朗等的外交争端……这些加速进行的“去全球领导力”进程，恐怕早已不是“华盛顿未能通过考验”这么简单了。

　　谁埋葬了大英帝国

　　回顾历史，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十年。1909年时，大英帝国的总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所统治的人口为4.4亿，也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4。维多利亚时期流行的一句话是，女王管辖着“1个大陆、100座半岛、500个海角、1000个湖泊、2000条河流，以及1万座岛屿”。由于这个帝国建立在对海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统治之上，总人口的3/4是有色人种，预言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它将灭亡于有色人种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帝革命。

　　温斯顿·丘吉尔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他曾在中学时代就想象了大英帝国崩溃的可怕场景和自己在其中的使命，到1965年他去世之时，英国最重要的地盘已经全部丧失殆尽。但是与人们认为的那些原因有所不同，大英帝国瓦解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不是从爱尔兰新芬党到印度国大党这些“自由战士”的反帝运动，而是其他强国的先后崛起。

　　先后崛起并共同埋葬了大英帝国的强国，包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给予它重创并让它背上沉重战争债务的欧亚大陆敌国，也包括迅速崛起并大大挤占了它的海外殖民地获利空间的盟国美国，还包括冷战开始后在全球四面出击“谋求摧毁英帝国”的苏联这个前盟国。来自多个方面的共同夹击，导致大英帝国维持广袤殖民地的总成本不可避免地高出了总收益。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大英帝国瓦解过程中，美国实际上扮演了“推手”角色。美国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参战，一方面让丘吉尔在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另一方面又令他感受到大英帝国被美国的崛起“排挤到了悬崖的边缘”。

　　犹如一个令人窒息的热烈拥抱，一方面美国通过《租借法案》给了英国赢得战争所必需的金钱，另一方面却也将大英帝国驱赶到了“过去的强国”的地位上。

　　“成功”的收缩

　　“过去的强国”只能从过去的殖民地全部撤出。但是，如果能够将撤出政策转换成一种长远的安排并从未来的机会中获利，英国这个精于计算的老牌帝国决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今日回看当时，英国从亚非殖民地的撤出，并不是仓皇狼狈的溃退，而是遵循了这样几条确保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首先是尽可能保全英国人的体面和所谓道义优越感，因为他们自认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相较于法国、葡萄牙、比利时要“仁慈”得多。于是，哪怕给当地留下巨大的混乱，或将互不相容的种族、部落和宗教群体硬生生地捏合在一起，也要让英国以减少摩擦的方式完成撤出安排，以免卷入像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等地那样的长期战争。人们看到，英国为了顺利撤出，在南亚次大陆制造了印巴分治，在中东制造出一个新国家以色列。

　　二是尽可能地保留一些战略基地，如在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基地和在锡兰（斯里兰卡旧称）的海军基地，以供日后继续使用。

　　三是提前埋伏好幕后政治影响和商业利益，以便在未来继续控制这些国家或地区，例如其在原英属非洲殖民地就是如此。

　　遵循这几条原则的撤出行动，总体上是成功的。随着冷战开始，两极格局形成，作为二等国家的英国还仍能保持一个世界大国的影响力，与其“成功”的收缩有很大关系。从实力的角度看，这个过程也是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过渡、从政治-军事实力向金融-舆论实力过渡的过程。英联邦成员国数量在二战后的增加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过程。

　　归纳起来，英国衰落过程的历史借鉴有三：第一，衰落的主因不是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是其他国家的竞争包括美帝国的崛起；第二，应对衰落不是仓皇的，而是有序的、预留了未来利益的；第三，衰落的结果不是实力的全面下降，而是实力的转换，过去的政治-军事实力转换成了金融-舆论实力。

　　美国的特殊之处

　　1956年的“苏伊士时刻”被认为是美国作为“未来的强国”接手全球事务、大英帝国以“过去的帝国”身份退居为二等国家的转折点。

　　但是，美国不是另一个大英帝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作为大英帝国的对立面而崛起为新帝国的。

　　二战后期，表面上看美国和英国作为盟国并肩作战，但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却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称为“地狱之洞”，并坚信“殖民体系就意味着战争”。

　　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第三条写道，“他们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针对的就是签约者之一。两年后美国的《民族独立宣言》草案表述得更为明显，一名英国官员因此而哀叹，“它的整个主旨就是期盼大英帝国最终分崩离析。”

　　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第一次大规模介入世界事务时，时任总统威尔逊也提出了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十四点纲要”，令老欧洲那一群习惯了利益妥协、列强博弈甚至秘密外交的旧式政客瞠目结舌。

　　这就是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一大不同。正如亨利·基辛格所分析的，“美国的领袖总把自身的理想视为理所当然，很少认识到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自身建成为一个国际体系。”

　　自美国崛起之后，它就长期处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之中，并形成了单边主义的外交风格，常常会到地球的另一端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妥协和均衡很晚才被写入美国人的国际政治字典中。

　　20世纪美国的许多外交行动，都可以追本溯源到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基辛格认为，“这些观念显然既非全然成功，也非全然失败。”

　　但是，进入21世纪后，从小布什推行的“先发制人”，到奥巴马8年事实上无所作为的“改变”，再到如今的“美国优先”，美国已越来越不像是基辛格能够轻松且优雅地描述和说明的那个美国了。

　　“苏伊士时刻”的同与不同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6月18日，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已超210万，死亡病例超11万。

　　《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5月上旬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我们亟需最正确的科学引导走出困境的时候，美国领导人却谎话连篇，还将一切他不喜欢的消息斥为“假消息”……当我们需要全球合作共同抗击疫情的时候，美国却赶走了我们所有的盟友……

　　美国《大西洋月刊》更是直言不讳，称如今的美国人正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而似乎是要进一步证实这一点，一场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骚乱竟然在疫情高峰期蔓延至整个美国。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美国失去了过去从“国内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及召集和协调全球危机应对的能力和意愿”中获得的全球领导地位的合法性。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有一个说法，“近代西方惊人成就的秘密，在于精神武器与世俗武器的巧妙结合。”此话的含义是，历史上此起彼伏出现的帝国，大多数是依靠武力建立和维持统治的，只有近代以来的西方帝国，懂得使用“精神武器”行使全球霸权。这个观点对于理解美国尤其合适，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排名世界第一，但作为最新一代的西方帝国，它的全球统治却很多时候依靠道义、理想、价值观、责任感和领导世界的意愿及能力等精神上的力量，这就是美帝国的特殊之处。一旦失去了这些，它也就与历史上那些穷兵黩武的野蛮帝国没什么不同了。

　　如今，世界正在目睹美帝国精神力量的衰落。

　　根据前面讲过的历史借鉴，大致可以对美国未来做法做出如下预测：

　　第一，与大英帝国类似，美帝国维持全球霸权的总成本不可避免地高出其总收益。这个局面出现的主要因素，是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

　　第二，与大英帝国类似，美国也将有序地预留未来利益。但国际格局的改变不仅仅是美国单方面的事情，而应该在多极化国际体系中由各主要国家共同完成。

　　第三，美国很可能不是实力的陡然下降，而是实力的某种转换。考虑到美国当前在金融、科技、媒体、学术、大众文化等多个主要领域的实力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那么，传统实力向新型实力的再一次转换也完全有可能。□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