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科技创新仍是一种追赶模式，很多创新活动以跟踪模仿为主，无法引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未来我们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才能有效保障国家科技安全、把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对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引领作用

　　文 | 眭纪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而我国的“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要在二〇三五年达成“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10月1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飞行图像，图上的五星红旗光彩夺目，呈现出鲜艳的中国红 国家航天局供图/本刊

　　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世界经济前所未有地融为一体。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将部分产业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并牢牢掌控品牌、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加工、组装进入价值曲线低端，获得发展机会。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通过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快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并通过合资、进口等方式从发达国家获取一些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的产业发展应用了美国大量科技成果，而美国科技企业也依赖中国的巨大市场。

　　这种发展模式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我们与发达国家存在比较大的技术差距，发达国家为了获取贸易利润，也愿意向我们出口一些非战略性技术和产品，技术自立的紧迫性没有凸显出来。

　　但当后发国家的技术快速进步、接近世界前沿的时候，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核心优势与地位，就不愿继续转让先进技术，甚至会通过各种手段遏制后发国家的快速追赶。即使是美国的盟友日本，也遭到美国打压。中国受到《瓦森纳协定》的制约，一直不能获取西方最先进的技术，但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仍变本加厉，贸易制裁从一般商品领域延伸到科技领域，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在世界竞争格局中的地位，科技创新能力起到决定性作用。实现了科技自立自强，有利于防范化解经济、社会、政治等重要领域的重大风险。

　　科技自立自强的现状与问题

　　目前，我国的制造业产值已位居世界第一，工业体系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研发经费投入、论文和专利产出大幅增长。但总体来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薄弱，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受制于人，处于被动局面。

　　首先，我国虽然是世界工厂，但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四基”）的基础原理、技术开发、生产工艺上都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我国制造业的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长期依赖进口，整个制造业升级受到制约。例如，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消费市场，但是90%依赖进口，自给比例仅10%左右。2019年中国半导体进口3055亿美元（与全国研发经费大体相当），占全国GDP（99万亿元人民币）的2.2%，远超原油进口额（2387亿美元）。

　　显然，制约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短板就是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面临严重的“卡脖子”问题。即使我们可以凭借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但对核心技术、关键领域依然要有掌控力。事实已经证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核心技术无法通过市场交换取得。

　　其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对我国传统科技创新方式提出新挑战。当前，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世界科技前沿不断拓展，科技创新加速推进，并深度融合、广泛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重塑世界竞争格局、创造人类未来的主导力量。新科技革命是对传统知识体系的颠覆，会开辟全新的技术轨道和经济范式，未来中国的产业要向高端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不断升级，需要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更进一步。

　　再者，在全球产业链中，我国整体上仍处于中低端的分工地位，且面临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的严峻外部竞争环境。例如，发达国家储备了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大量基础知识和通用技术能力，也对新兴产业产品有巨大需求，新兴产业的最初市场将集中于发达国家，将会使我国新兴产业锁定在“两头在外”的模式。同时，随着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和构建完整技术创新链，外商原来投资于中国高技术产业领域的技术、资本将可能回流。

　　这些问题对我国传统的科技发展方式提出了重大挑战。首先，我国的科技创新仍是一种追赶模式，很多创新活动以跟踪模仿为主，无法引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追赶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可以使用选择性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但是在未来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这一传统政策范式不利于原始性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成长。其次，传统科技创新治理遵循自上而下的模式，而新产业革命更看重创造、互动、社会资本、开放共享以及数字化转型。因此，传统科技创新体系与模式无法适应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亟需重大变革。

　　今年以来，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安排。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下，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强的内生动力。这一要求不仅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6月23日，我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江宏景摄/本刊

　　如何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

　　针对当前科技创新能力存在的问题，结合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与要求，未来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才能有效保障国家科技安全、把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对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引领作用。

　　第一，建立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在事关全局和长远利益的战略领域建立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着力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实现国家安全的创新发展体制安排。着眼于国家战略目标，在重点领域加快启动和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现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的重大突破。在关系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建立战略（产业）技术联盟，加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力争取得重大创新成果，为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第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在空天海洋、信息网络、人工智能、能源资源、智能制造、卫生健康等战略必争领域，布局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显著提升我国战略安全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建设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超前布局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前沿引领技术研究开发任务。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优先发展对突破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多学科共用平台型设施。系统整合国家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

　　第三，建设企业为主的产业创新体系。依托创新型企业布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引领技术开发投入。依托特色优势创新型企业布局建设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产业创新平台，加强以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为核心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引领产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构建行业领军创新型企业主导，大学、科研院所有效参与的产业创新联合体，系统布局产业创新链，确保战略领域技术自主可控。支持行业领军企业主导的产业研发体系全球化布局，强化行业领军创新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创新网络。

　　第四，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在重大研究实验协同创新实践中发现和培养造就世界级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把握和引领未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加快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扩大高校教学科研自主权，为创新发展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建立技能型大学，大力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形成人才培养梯队，为产业发展输送高技能人才。深入推进和落实科研评价体系改革，鼓励交叉学科研究，促进理论研究涌现更多重大原创成果，为人类知识作出原创性贡献；工程技术类专业应面向技术和市场开展科研，提升解决核心技术问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

　　第五，坚持开放与自主并举的科技创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人才、信息、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和科技资源已突破国家边界，加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开放与合作创新成为必然选择。应抓住全球创新多极化趋势和机遇，大力推进我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之间的合作。

　　另一方面，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掌握创新发展的自主权。在开放创新中，合理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和市场，建立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主动设置和发起全球性创新议题与国际合作计划，共同探索人类未知领域，共同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

　　第六，建设高效协同的创新治理体系。探索建立政府引导，科学家、企业家、社会公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国家与企业、社会力量各司其职、密切合作的创新治理模式。建立国家科技宏观决策机制，在科技决策中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各类智库和社会各界的积极作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政府部门从直接管理具体项目转为主要负责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布局、评估和监督，探索建立符合创新规律的政府管理制度。建立功能完备的创新发展政策体系，促进科技政策、创新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竞争政策、教育政策的有机融合。□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