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新教文化与文化多元主义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持续激化，保证美国国内政治平稳运行的各种政治规范正不断被突破，美国的“制度万能”神话处于破灭之中

➤美国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互联网世界的双重标准和道义上的双重人格，都已经让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不再当然具有政治正确性

➤“最本质的问题，美国还能被改革吗？”

文/魏南枝

 

　　美国一直致力于将美国价值观所定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塑造为所谓“普世价值”，将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之上的软实力转化为软权力，在实现文化扩张的同时进行利益扩张。

　　软实力包括三种力量：一是对他国产生的文化吸引力；二是本国的政治价值观；三是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

　　近年来，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内部政治极化、贫富悬殊、社会分裂、文化冲突，国际层面奉行单边主义和频繁退群，抗疫不力却对内对外“甩锅”……美国的软实力大打折扣，所谓“普世价值”的光环正在趋于黯淡。

　　文化包容性和吸引力下降

　　美国不是原生民族，而是移民形成的民族。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多元文化的集合体。美国的建国者们试图用盎格鲁—新教文化作为“文化大熔炉”的基准和美国文化认同的核心。但过去二百多年来，建设“文化大熔炉”的理想并未实现，相反种族矛盾成为美国社会的痼疾。

　　20世纪民权运动之后，主张族裔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成为新的“政治正确”标准并试图主导美国的文化认同，但并未有效解决美国的种族和族裔不平等，反而产生了新旧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各族裔内部贫富悬殊、社会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日益恶化，受损或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

　　这些问题和张力使盎格鲁—新教文化与文化多元主义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持续激化，由2017年夏洛茨维尔“文化战争”、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等引发的社会冲突和“文化内战”频发。

　　今天的美国社会处于“富—穷”阶级区隔和“欧洲裔白人—有色人种”种族区隔的双重区隔之下。2019年美联储的研究报告显示，财富和收入处于后50%的美国家庭正被日益严重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所压垮，最富有的前10%家庭的财富占美国家庭总财富的70%。

　　从失业率、家庭收入中位数、家庭财富等多个指标衡量，东西海岸与内陆州之间的区隔、大都会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差异等，与种族、行业、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等问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和种族不平等撕裂着美国社会。

　　从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的政策和体制代表了一个应为其他国家所仿效的榜样，到民调显示过半美国人不再相信美国梦，美国价值观在其国内的光环显然大不如前。

　　面对上述经济社会问题，美国精英层迄今未能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随着中产阶级规模的萎缩，越来越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难以提升甚至下降，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在美国迅速大规模回潮，美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吸引力都在下降。

　　美国“制度万能”神话破灭

　　党争和政治极化不断升级，使得美国两党对立从曾经的议题导向的互相拆台，升级为政治恶斗。一贯被奉为圭臬的权力制衡、自我纠偏机制演变成权力的游戏。保证美国国内政治平稳运行的各种政治规范正在不断被突破，美国的“制度万能”神话处于破灭之中。

　　美国政治学者艾伦•阿布拉莫维茨认为，激烈党争之下的美国看起来更像是分别由共和党、民主党主导的两个水火不容的国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如外媒所评价的，“不是新冠病毒撕裂美国，而是疫情暴露了美国的撕裂。”

　　民主党主政的众议院和共和党主政的白宫、参议院之间，民主党主政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不同党派主政的州和地方政府之间……将是否戴口罩、是否居家隔离、如何进行抗疫物资的采购和调配等抗疫议题政治化。

　　先有白宫支持密歇根州等地民众要求取消居家隔离令的抗议活动，后有民主党大力支持“黑命贵”运动等。这些抗议活动导致疫情更加恶化，令美国陷入“抗疫—抗议—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

　　此外，以佐治亚州州长、共和党人坎普起诉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市长、民主党人博顿斯的“州长诉市长”案为代表的系列诉讼表明，美国的司法系统被频繁地卷入政治斗争，实际上在推动美国的“政治司法化”。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感染人数已超过1600万、死亡人数超过30万，但政府没有人因此被问责或引咎辞职，相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主席伯尔和一些国会议员隐瞒疫情并在高位抛售数百万美元股票。

　　疫情数字背后，充分体现的是“富人优先”和种族不平等、阶层不平等。美国各级政府的抗疫措施并未撼动大医疗资本和私人保险公司的食利者地位，根据市场理念来抗击疫情的结果只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优胜劣汰——“人人平等”“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等美国政治价值观的现实土壤在流失。

　　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今年的美国大选被视为“可能让美国崩溃的选举”，其原因在于美国内部的“全球主义”路线和“美国优先”路线二者之间的较量已经白热化。

　　上述种种较量、博弈甚至政治极化，使得美国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持续下降。

　　美国价值观的所谓“普世性”，源自美国自身制度的合法性与治理的正当性。但是，美式民主日益被等同为两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人民”已经悄悄变为“选民”，即使“民选代表”施政行为不符合选民利益，选民也不可能对其进行直接问责，只能期待下一次投票改选他人。

　　也就是说，在“以程序吸纳不满”的噱头之下，“符合公共利益”这一结果正义的标准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所谓“普世价值”陷入“无本之木”困境。

　　民主程序无法有效回应实质性的政治诉求，“被吸纳”的“不满”并未得到解决，反而不断在积聚沉淀。为了回避阶级政治话语和再分配议题，“选举导向”之下的两党转而采用更为极化的议题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本盘。民主党近年来集中炒作“黑命贵”、性少数群体（LGBT）等身份政治议题。共和党则被高举“美国优先”旗号的特朗普所改变。

　　美国两党各自政治立场的不断极化，推动着美国整体性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虽然政治极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普通民众联合起来使用阶级政治话语进行社会抗争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在撕裂美国政党政治有效运转的基本共识，所引发的美国政治和美国价值观的内部冲突只会越演越烈，势必伤及所谓“普世价值”的根基。

　　外交政策合法性和道德威信丧失

　　美国政治学者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对世界并不采取直接控制的方式，而是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则和制度进行控制——为了实现认同基础之上的控制，美国需要施行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

　　在不少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看来，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之所以能够持续稳定半个多世纪，是因为该秩序具有国际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和道德威信源自西方世界共享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多边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他们不仅将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合法性的丧失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而且将中国的崛起视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国际挑战。

　　问题在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优先”口号并非特朗普所创造，而是源自20世纪初威尔逊竞选连任总统时的论述。每当美国国力收缩时，这一孤立主义思潮的民族主义表述就会在美国政坛出现。特朗普重拾“美国优先”口号不过是对美国国内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回应罢了。

　　事实上，21世纪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威信就已呈萎缩之势。

　　自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反恐战争开始，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组建国土安全部到通过《爱国者法案》，美国的吐故纳新机制逐渐失去其高流动性和活力。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通过系列量化宽松等手段将自身债务“国际化”，迫使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共同承担危机带来的风险，例如欧洲陷入欧债危机和东亚国家陷入输入型经济危机等，而美国得以借此较快走出经济的负增长。同时，美国借社交媒体等以所谓“国际道义”旗号推动“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颠覆其他国家政权。

　　不顾他国是否利益严重受损和是否坚决反对，美国对任何可能侵犯自身利益的国家、组织、个人和事务等进行遏制打压，并且频频对外转嫁危机、转移矛盾和推卸责任，让危机的破坏性更多由战略对手甚至盟国承受。

　　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让世界各国产生不满，使得世界多国的反美情绪上升。

　　本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充满了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的系列“退群”、与欧盟国家关系走低、对世界多国挑起经贸摩擦，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不仅没有发挥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领导者作用，还竭力向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甩锅”……

　　上述种种行为破坏了由美国自己设计的一系列规则和制度，破坏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破坏了美国曾经享有的代表道德威信的国际形象，甚至被一些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有可能“颠覆美国世界霸权的合法性”。

　　从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终结论”和“集体安全”理想等，到对“美国世纪是否终结”的不断质疑，由美国价值观定义的所谓“普世价值”也在世界范围内光环黯淡。

　　美国一贯的“双重标准”更是让所谓“普世价值”在世人心目中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所谓言论自由、民主人权等，长期以来被奉为“普世价值”的精髓，但美国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互联网世界的双重标准和道义上的双重人格，都已经让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不再当然具有政治正确性。

　　那么，美国价值观还能重现其“光环”吗？如哈佛大学公共哲学系教授韦斯特的悲观发问所指出的，“最本质的问题，美国还能被改革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