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由贵州桥梁集团承建的都（匀）安（顺）高速公路云雾大桥成功合龙    杨文斌摄/本刊

➤“从国内国际两方面来看，未来这十年对我们非常关键。”

➤中国有最大的市场，足够把任何一个产业做到世界顶尖。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至少要有5000万的人口规模，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才能支撑住本国多种产业的全面发展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了新的大台阶。”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评价。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新蓝图是：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专家分析，这意味着按现有不变价格计算，到2035年我国GDP将达到200万亿元，这需要未来15年，中国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保持在5%左右。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与奋斗。今后一段时期挑战更加严峻——

　　国际。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受到非经济因素严重冲击，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幻不定。

　　国内。“低垂的果实”已经越摘越少，发展动力的转换迫在眉睫。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结构转换复杂性上升，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劳动力总量呈下行态势。

　　“从国内国际两方面来看，未来这十年对我们非常关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韩保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他认为，在这个窗口期内，中国经济能保持较快的高质量发展，补好发展的短板，就能更充分地释放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

　　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

　　人多、地广，成就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也让实现现代化的挑战升级。

　　从现实来看，二战后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少数几个。俄罗斯、巴西等大国人均GDP始终在1万美元上下徘徊，无法向更高收入水平迈进。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第三的大国，中国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事件，这一过程会遭遇到许多一般国家未曾遇到的挑战。

　　治理难度更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撰文指出，人口规模之大，是说全世界目前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没有中国的人口庞大。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进入现代化的过程，就像一辆庞大超重的列车，一旦发动起来快速前行，需要高超的治理能力。

　　能力要求更多。比如，中国成为“基建狂魔”，是在解决地域广阔、地形复杂的基建需求中锤炼出来的。再如，人口较少的国家，只需少数几个产业就可能实现经济总量的跃升，像目前半导体相关产品已占韩国出口总额的15%～20%。而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需要大规模培育出多个产业龙头，才能支撑起足够的中高收入群体。

　　依赖外力更难。“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依靠国际市场是带不动的。立足国内大循环，既是战略谋划，也是现实要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早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遭遇阻力更强。大国升级，产生的利益影响更大。以14亿人的体量，生活水平整体大幅提高，会引起世界资源分配格局的巨变。

　　加上“14亿人”的定语，达成任何目标的难度都升了级。

　　而在有限的时间窗口里，中国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为我国实现创新发展、“弯道超车”提供了机遇，但也存在现有差距继续拉大的风险；全球治理体系调整为我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条件，也存在世界陷入新旧治理体系碰撞的风险；高质量发展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但也存在转型不畅、经济失速的风险……

　　这些风险背后，是一个个必须跨越的关口。

　　大船过峡口

　　卡脖子、攻坚战、底线思维、总体国家安全观……将这几年的高频词摆在眼前，不难勾勒出藏在背后的一系列横在强国路上彼此影响的待解难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自主创新关。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无论是培育新动能、发展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还是改善人民生活、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国家安全，都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关键核心技术必须实现自主可控，这是发展的基础，也是产业升级、避免陷入低端产业分工的关键。

　　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例如，在基础研究方面，我国SCI科技论文篇均被引次数只有10次左右，低于世界篇均被引次数（12.61次）。在战略高技术方面，仍面临很多关键核心技术的制约。

　　“我国在前沿技术和基础科学领域还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不够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发展。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整体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不仅使经济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且国家安全也面临着重大隐患。”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眭纪刚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是跟随型科技发展模式，擅长集成创新、应用创新，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亟待提高。

　　“我国的科技体制、创新体系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眭纪刚说，包括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未形成，人才创新活力没有得到有效激发、体制机制障碍尚存等。

　　经济转型关。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土地、资源供需形势变化，生态环境硬约束强化，“数量红利”正在消失，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必须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升。

　　而实现这个目标尚面临诸多挑战——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待健全、产业体系依然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现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体制机制存在制约、政府管理方式不适应等。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实体经济的供需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总体还是供给侧结构的问题。”韩保江指出，我国产业整体还处在制造业的中低端，高附加值特别是技术贡献率较高的产业发展还不充分。

　　就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来看，一方面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分割未完全消除，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化程度和权益保障水平有待提高。

　　就市场经济体制来看，专家指出，我国要素市场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要素市场的不健全，制约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

　　治理提升关。从国家治理历史演进来看，一个国家治理效能的高低，直接反映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受访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国家治理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如制度执行力有待提升、制度执行监督还需完善等。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有为政府建设，对各领域改革发展起到重要的牵引、支撑和保障作用。

　　“新发展阶段，对标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政府部门仍存在职能转变不到位问题，突出表现为干预仍然过多，促进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市场监管不到位，公共服务不平衡不充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宋世明说。

　　发展安全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成功防止了经济上大的波动，没有出现经济危机或严重的经济失衡。

　　韩保江指出，在目前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严峻、国内中长期问题突出的新形势下，我们正处在风险爆发的窗口期、多发期。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保障，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受外部环境影响并不明显。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又长期面临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经济安全风险并不突出。在此情况下，对经济安全风险的预警、防控机制建设也就相对滞后。

　　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有待加强。如研发设计等方面竞争力不强，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5年的29%下降为2019年的27.2%，产业链和供应链衔接不够密切等。

　　粮食、能源、资源和重要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有待提高。如我国部分农产品、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生产还难以完全满足国内需求。2019年，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

　　局部金融风险依然存在。专家指出，随着存量风险“水落石出”，金融风险形成过程中伴随的腐败和违法犯罪行为突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外部不确定性增加，金融风险防控仍面临严峻挑战。

　　此外，生态安全、民生领域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有待加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有待建立健全……

　　复杂约束关。不仅关口重重，中国这艘大船乘风破浪的同时，一系列全新的外部复杂约束也不断涌现。

　　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调整。2020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产生的影响是根本性、革命性的。”韩保江说，低碳化对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倒逼机制。对中国的经济结构、技术选择，影响都将可能是颠覆性的。

　　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人口老龄化。我国已是当今世界老年人数最多的国家，2019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54亿，预计2025年将突破3亿，2033年将突破4亿，2053年将达到4.87亿的峰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告诉记者，“未富先老”、世界最大规模的老龄人口，以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构成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国情，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

 2月22日，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首次公开亮相          王晔摄/本刊

　　14亿人的底气

　　“去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新增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1月2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刊载的一篇文章写道，尽管有许多退出中国市场的动机，但外企却很难这样做。它们认为应减少对单一市场供应链的过度依赖，但同时表示，更大的风险在于失去中国市场。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中国“战略机遇”的写照——面临全新挑战的同时，也手握多方面优势。

　　因大而强。大国升级面临着独一无二的挑战，同时也构筑了独一无二的优势和基础。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以及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这让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拥有许多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产业配套能力强；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强；大规模生产能力可以有效分摊研发费用……

　　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我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这是我们的现实国情，也是我们的最大优势所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告诉本刊记者。

　　这个市场还在不断扩大。我国正处于城镇化中期和工业化中后期，随着打赢脱贫攻坚战，广大人民群众对消费有了更多期待。据相关预测，到2030年，我国消费额占全球比重将达到16%。

　　市场需求是推动经济发展、拉动产业升级的最强动力之一。超大规模市场才能支撑完整产业链。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撰文指出，中国有最大的市场，足够把任何一个产业都做到世界顶尖。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至少要有5000万的人口规模，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才能支撑住本国多种产业的全面发展。

　　因人而深。受访专家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点是，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金融资本投入相对较少，而作为人口大国、人才大国，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高素质人才。

　　一方面，截至2019年底，我国16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9640万人，占总人口的64%。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5年，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48%，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目前有1.7亿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每年毕业的大学生800多万，形成了一支由普通工人、技能人才、工程师、科学家组成的结构完整、规模宏大的人才队伍。

　　这也意味着，同样的科研投入，可以支撑更多包括工程师在内的科研人员。特别是在一些领域研发活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的今天——根据摩尔定律，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科研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增加了18倍，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人才红利显得尤为重要。

　　因制聚力。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国家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确保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人民真正管理国家各项事务，这是改革获得源源不断生命力的源头。

　　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央在很短时间内从全国抽调万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从两弹一星到脱贫攻坚，在无数次攻坚克难中社会主义制度显现出鲜明的优势。

　　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

　　这些优势，正在跨越关口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蔡昉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充分表明我国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奋斗精神，这都是我们化挑战为机遇的底气所在。□（执笔：徐欧露；参与采访：胡梅娟 扈永顺 刘娟 陈燕 张程程 张康喆 屈辰 皇甫平丽 李亚飞 刘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