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伴相助,与有荣焉 ——结缘《瞭望》的记忆

2021-03-29 14:57:34 来源: 瞭望 2021年第13期

 

那次调研,我跟着老记者学到了新华社调研写稿的一些基本路子,也知道了《瞭望》研究重大问题、为领导机关提供权威决策依据的特殊职能

因其特殊的定位和传播力,《瞭望》常常承担一些高层领导或权威部门指定的独家首发稿件,传播效果不同凡响

2007年,时任湖北省荆州市委书记说,到京参加十七大的他与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一碰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就说:“总理表扬你了,‘监利干得好,变化大’,这是总理的原话。”

  文 | 冯诚 原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

 

  封面“瞭望”两个黑体字镶嵌于一对白色圆环中,恰似一副望远镜,洞察世界风云;内容图文并茂,篇篇稿件都在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力。作为改革开放后创办最早的时政新闻周刊,《瞭望》以其卓尔不群的个性特色和无可替代的媒体品牌步入不惑之年。

  毫不夸张地说,40年来,她始终伴随在我们这一代人身边。对我个人而言,她既是良师益友,又是成长沃土;我既是她的忠实读者又是她的热心作者。如今当我离开跑道时,深感她曾经带给我的那份职业荣耀和业务成就感弥足珍贵!

  (一)

  借着改革开放东风横空出世,《瞭望》周刊刚创办短短几年时间,就已风行全国。

  我在地方行政单位工作时,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常常把她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一看到《瞭望》杂志有什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特区建设等方面的重头报道,就要互相交流探讨,从中体悟政策风向和官方语境。一些领导干部经常用《瞭望》文章作为动员干部群众的政策理论依据。那时候在基层读者眼中,《瞭望》周刊就是代表官方说话,很有几分神秘色彩。

  1985年进入新华社后,我才弄清楚这份由国家通讯社创办的高端刊物,其国内外所有新华社记者都是她的“本刊记者”,队伍优势助她登高望远,难怪她有那么高的地位和声誉。

  作为新闻类周刊,《瞭望》时效快,容量大,站位高,视野宽,许多资深的调研型记者对她情有独钟。《瞭望》对稿件要求门槛很高,年轻记者不敢轻易问津。一些老记者告诉我们,《瞭望》的特点是着眼大局,把握大势,报道大事;给她投稿,一定要考虑选题是否出新,主题是否重大,稿件是否有思想深度,现实针对性强不强。也就是说,一定要在思想性、导向性、前瞻性、可读性几个方面站得住脚。反过来,稿件一旦被《瞭望》刊登出来,就具备了一定的水准,并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研究《瞭望》稿件的气质特色、选题角度、写稿要求、语言风格,期望有一天敲开她的大门。

  我的第一篇《瞭望》稿件,刊登在1986年2月的第8期,题目是《西北“羊毛大战”提出的新课题》。那几年,我国羊毛市场供需矛盾加剧,货源紧俏,抢购成风,形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羊毛大战”。这场“大战”是怎样产生的?它对我国毛纺工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1985年冬季,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周国华带着资深记者屈维英和我这个刚入职半年的小记者,冒着高原严寒,分别到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羊毛主产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题调查。各地提供的情况表明,这场“羊毛大战”不是一般的原料争夺战,其根源和教训向我国毛纺工业的发展提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经过调研,我们提出了毛纺工业不应“遍地开花”、落后的养羊业亟待振兴、市场管理必须加强等一系列决策建议,稿件发出后产生很好的社会反响。那次调研,我跟着老记者学到了新华社调研写稿的一些基本路子,也知道了《瞭望》研究重大问题、为领导机关提供权威决策依据的特殊职能。

  1986年秋季,我参加了总社国内部组织的跨省调研小分队,和吉林分社王景和同志在湖北、四川、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等多个省市历时三个多月,就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改革开放七八年后,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中央有关部门很重视,因此国内部特意策划了这个调研题目。这次调研,我们形成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有扩大迹象”的判断,同题稿件在《瞭望》刊出后,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和编辑部好评。《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等多家报刊也刊登了我们的相关稿件。

  此后不久,我牵头对黄河水资源调查形成的《黄河水荒堪忧》等稿件,也在《瞭望》周刊刊出。逐渐地,我在《瞭望》周刊发稿频次提高。

  《瞭望》创办之初的10余年间还办有海外版,我在丝绸之路文物发掘、敦煌中医药学研究、西线南水北调、“三西”扶贫开发、大西北沙漠治理等方面采写的不少具有地域特色和对外传播价值的稿件常常登上《瞭望》海外版。

  (二)

  1993年7月,我被提拔到了甘肃分社副社长岗位。3年半后,总社又派我到新疆分社担任社长、首席记者。新疆4年后又辗转甘肃、湖北、江苏分社任职。

  在分社领导岗位,与普通记者专注埋头写稿又有不同,抓报道、带队伍、培养人才责无旁贷。各分社之间暗自竞争,你追我赶,都想搞一些人无我有的重头报道出来。《瞭望》周刊本是展示分社重要报道思想、报道成果甚至报道地位的目标载体之一,因此无论走到哪个分社,为《瞭望》策划组织报道或者专门带记者采访写稿,都成为分内之事。重要的业务策划会必然忘不了《瞭望》,当地重大事件、重大战役报道,重要的工作经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难点热点问题都要组织记者为《瞭望》量身定制稿件。有时还要请《瞭望》的编辑到分社把脉指导,敲定重点题目。

  2004年初,我调到湖北分社工作时,分社的同志正在策划组织重头报道“湖北新政”,目标是为《瞭望》新闻周刊做系列专稿。我初来乍到,对湖北的情况还不熟悉,分社同志拉我一起共同策划题目、研讨稿件。

  两个世纪以来,湖北风云际会,大潮迭涌,屡开风气之先,是我国工业化的先行地、政治变革的发源地、教育文化鼎新的中心地之一。然而,在新型工业化的时代变奏中,作为新中国工农业基地的湖北并未能先声夺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深层次矛盾在湖北都有综合反映。2002年夏,湖北省第八次党代会顺势抉择,将发展目标定位于“走在中西部前列”,拉开了湖北新一轮振兴奋起的序幕。两年间,湖北人学沿海,看周边,在比较中反思,在反思中觉醒,在觉醒中奋起,正在经历一场“远看无陡峰,身临海潮涌”的深刻变化。

  这组专稿旨在全面深刻地反映湖北呈现出的这种巨大变化和良好发展态势。时任采编主任唐卫彬和骨干记者张先国、皮曙初3位承担了执笔写稿任务,最终形成6篇、共1.7万字的大型专题报道。2004年8月2日,第31期《瞭望》周刊以封面头条《湖北新政》隆重推出。稿件分别以《湖北新政》《重塑中部崛起的脊梁》《政府的自我革命》《“湖北制造”在破与立中复兴》《县域经济渐入佳境》和《搭建“万国经济大舞台”》为题,系统阐述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成为国家战略后,湖北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的“发展目标的大优化、发展思路的大调整、发展方式的大转变和发展文化的大更新”。

  这组报道在湖北干部群众中产生强烈反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评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昌尔作了长篇批示,并多次以此组报道为例,称赞新华社记者政治敏锐、业务精湛。通过参与这组报道,我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很快熟悉了起来。

  因其特殊的定位和传播力,《瞭望》常常承担一些高层领导或权威部门指定的独家首发稿件,传播效果不同凡响。比如我亲历的对南京“彭宇案”在舆论误读严重的情况下,新华社出面所做的权威准确报道,就是由《瞭望》作为特稿发出的。

  2011年10月中旬以后,因广东佛山2岁女童遭汽车碾压而路人漠视的“小悦悦事件”,舆论再次将矛头指向4年前已和解结案的南京“彭宇案”,认为是此案错判产生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不愿做好事甚至见死不救。一些地方出现老人摔倒无人搀扶、做好事反被诬告等现象,也屡被归咎为“彭宇案”的影响。

  正在與论持续发酵之时,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新华社主要领导电话,说中央有关领导要求,南京“彭宇案”真相到底如何,新华社做一个权威准确的报道,以正视听,稿件可以通过《瞭望》周刊刊发。总社领导对如何确保真实准确报道提出要求,即通过对权威人士的专访成稿,由总社编辑部门把关,按程序发稿。

  接到任务后,我立即传达总社领导指示,安排记者迅速投入采访报道,并提出具体采访要求。几天后,一篇以《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谈:不应被误读的“彭宇案”》为题的特稿发到了总社。2012年1月16日,第3期《瞭望》周刊全文刊出。

  这篇报道通过对刘志伟的专访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报道从事实真相、误读原因、深刻教训三个方面,还原了“彭宇案”的来龙去脉,并鲜明提出“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注重保障热点案件的公众知情权,妥善处置为当事人保密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关系,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同时,要大力表彰社会道德楷模和先进典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引人向上、促进和谐的良好社会环境。”

  报道一经刊出,网络及各类平面媒体广泛转载,很好引导了社会舆论,有效消解了人们对“彭宇案”的误读。这也是领导人根据不同媒体特点而善用媒体的一个案例。事后看,此舆情事件,用不着各类媒体一拥而上,由《瞭望》周刊以专访形式发稿,实现了一锤定音的良好引导预期。

  (三)

  众所周知,一个媒体记者的社会价值和成就感,不在于发稿数量多少,而在于发出真正有社会影响的报道。若要问我32年新华社记者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报道,一定少不了刊登于2007年10月16日《瞭望》新闻周刊第42期的特稿《再向中央报实情》。

  2000年3月,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三农”面临的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李昌平信中最经典的三句话,当时在全国城乡,几乎家喻户晓,形成了现象级的传播效果。后来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也一时成为畅销书。几年以后,中央政府宣布,彻底取消农业税,从而结束了中国千百年来种田“交皇粮”的历史。

  时轮转到了2007年夏天。在新华社湖北分社任职的我,在出差路过荆州时,拜访了时任市委书记应代明。交谈中,当聊起监利县棋盘乡的情况时,他不无自豪地说,监利县和棋盘乡变化很大,你应该去看一看,井冈山干部学院的学员最近都来参观过,评价很高,学院老师拿它当教学案例。他还介绍了自己前不久去调研了解到的许多新情况。我当时听得很兴奋:当年李昌平的信多有影响,可以说石破天惊。好几年过去了,棋盘乡怎么样了,监利县发展变化如何,新华社应该做出回答。

  回到分社后不久,我便抽出时间,带上记者张先国、魏梦佳一同前往探个究竟。其实,对监利县的情况,我们相信应书记的介绍是可信的,但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必须用记者的眼睛和脚力去考察。到监利县后,我们便马不停蹄,走村串户,进农家,看田畴,与干部群众拉家常,话今昔,摸实情,一连跑了柘木、棋盘等多个乡镇、村庄。从县领导到乡村基层干部和普通村民,几天下来,接触方方面面数十人,了解了许许多多第一手情况。农民的负担到底减没减?农民的日子到底好过了没?农村的面貌有没有改变?党的执政基础稳不稳?党的农村政策好不好?点点滴滴的所见所闻,解开我们一个个问号。

  最让我们感慨的是,从我们的采访可以判断,当年李昌平的“实话”,一点都不过分;而短短几年后的今天,监利农村的变化,也是真真切切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昌平写信那个时候,不仅是农业很危险,农村政权也很危险。试想,在荆州平原这样的鱼米之乡,到2003年前后,还有乡政府大门居然被灵车一堵一两年开不了,村级组织大多软弱瘫痪,真是不可思议。

  采访中,干部群众那痛彻的反思,带泪的欢笑,深深触痛我们的灵魂。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大包干政策,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一段时间,农村一片兴旺发展好势头。但没过多久,广大农村又进入到“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改革开放20多年,新世纪之交,祖祖辈辈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田农民有的却活不下去了,竟然被逼得喝农药、上吊,寻死觅活。归根到底,还是当时的农村政策走偏了。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全国废除农业税。2006年1月1日起,在我国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正式取消,“交皇粮”成为历史,什么“三提五统”“共同生产费”彻底翻篇。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越来越多的惠农新词进入了农民的账单。这是扫除农村阴霾、释放农民生产热情的正道,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所获得的德政。

  采访时我们常常捶胸顿足感同身受,写稿时我们万千感慨涌上笔端。采访结束后不久,我们首先写出一组两篇参考报道,接着撰写公开稿件。很快,一篇5000多字的新闻纪实报告《再向中央报实情》出手。稿件从“农民的光景好了”“农村的政权稳了”“农业的棋子活了”“改革的道路通了”“发展的起点高了”等5个方面呈现了监利县的历史性巨变。当时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这篇稿件自然是湖北分社配合十七大召开的重头稿。我们从稿件的篇幅和分量考虑,决定专供《瞭望》。编辑收到稿件后大为赞赏,立即作为迎接十七大重点特稿编排上版,于10月15日十七大开幕当天在《瞭望》新闻周刊第42期以封面导读隆重刊出,而这期《瞭望》周刊是早已获准直送每个十七大代表房间的。

  此稿的报道效果,更是出乎意料。会议结束不久的11月30日,十七大代表、时任湖北省荆州市委书记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一行专程到新华社湖北分社,代表荆州市委向湖北分社《再向中央报实情》报道颁发2007年“荆州新闻特别奖”。荆州市委书记说,《再向中央报实情》经《瞭望》刊发后,引起中央领导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他介绍说,10月14日,他到京参加十七大,与时任湖北省主要领导同志一碰面,湖北省主要领导同志就说:“总理表扬你了,‘监利干得好,变化大’,这是总理的原话。”时任湖北省主要领导同志后来解释说,他向总理汇报工作时,总理一见面就讲他看到了新华社报道监利变化的内部报道,非常高兴。而十七大召开当天,每个代表拿到了一本刊登《再向中央报实情》的《瞭望》周刊。荆州市委书记介绍说,在十七大第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湖北省主要领导同志一开头就从《瞭望》这篇稿件讲起,引用了稿件中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事例,监利的变化成为会场最热烈的话题。

  荆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说,“《再向中央报实情》立意高远、调研深入、事例鲜活,让人过目难忘。各大网站和不少报刊纷纷转载,在荆州干部群众中反响特别好”。“虽然我们是基层单位,没资格奖励中央新闻单位,但这篇报道为我们荆州新闻界树起了标杆,作出了表率,所以在今年记者节期间举办的‘荆州新闻奖’评选中评为‘特别奖’,主要是为了鼓励我们地方新闻工作者学习新华社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好作风,以及生动活泼、精益求精的好文风。”《再向中央报实情》也获得当年宣传湖北好新闻一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监利县委宣传部和县新闻工作者协会也给我们颁发了2007年度对外宣传监利优秀新闻作品特别奖,这是我迄今为止所获得的来自最基层的新闻奖项,倍感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