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天津大学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熊文钊

　　1981年4月创刊的《瞭望》，是新中国第一本时政新闻周刊，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已走过40个春秋。为纪念创刊40周年，特别撰文，讲述我与《瞭望》以文结缘的几则难忘的故事。

　　忠实的读者和撰稿人

　　《瞭望》1981年创刊，这一年我就读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时常在期刊阅览室阅读，最喜欢看的期刊就包括《瞭望》。印象比较深的，是1984年读到过费孝通以《小城镇 大问题》为题在《瞭望》上发表的系列文章，1985年在《法学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中还将其作为了参考文献。后来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时常有机会见到费先生，聆听费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以及关心小城镇发展的宏论。

　　2005年秋，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邀请参加一个关于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学术研讨会，本人在会上做了《大国治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创新》的主题发言，《瞭望》周刊时任副总编辑汤华与会并对我的主题发言很关注，会议结束时与我交谈并互换了名片。此后，不时接到《瞭望》周刊的电话采访或是专题约稿，从最初的忠实读者变成了既是读者又是被采访者和撰稿者，从电脑字库中经常将《瞭望》的“瞭”字用“了”字替代到电脑字库中有了“瞭”字，从此与《瞭望》结下不解之缘。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5年10月以来，《瞭望》先后刊发了我撰写的《法律保障央地关系》《处理央地关系的原则》《宏观调控中的央地责任》《行政问责走向制度规范》《部委行政副职多少为宜》《〈反垄断法〉规制外资并购》《政府改革新定位》《坚持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国家宪法日是中国人民的盛大节日》《“宪法司法化”的不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探悉》《“省直管县”要克“短板”》《公务员央地分考待变》《公民文化权益将获更有力保障》等30余篇署名文章。这些文章凝聚了编辑们不少心血，大部分文章的标题都是由编辑部根据周刊的特点重新拟定的，有的作为卷首语，有的作为专家视点，更多的是专题约稿，所涉及的主题大多集中于治国理政及政府体制改革方面，其中关于央地关系、大部门制改革、减少副职、防止国家政策部门化等几组文章产生了较大影响。

　　几组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

　　一组是关于大部门制改革的文章。

　　自2006年以来，《瞭望》刊发了我撰写的多篇围绕大部门制改革的文章，包括《探讨政府职能整合原则》《政府机构改革基本思路》《“大部门”前瞻》《大部门循序渐进》《“大部门制”中考》等。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许多读者猜测《瞭望》事先听到了什么“风声”，才会有这方面的系列文章发表。其实，哪里是听到什么“风声”？确是《瞭望》把握时代脉搏、洞悉改革前沿的高端定位使然。正如《瞭望》人所说：当好时代的瞭望者，必须“察人之未察，见人之未见，言人之未言”。

　　一组是对副职过多的“叫板”引发社会关注。

　　机构臃肿问题常常表现为机构林立，相互扯皮；人浮于事，相互掣肘。通过大部门制改革，可以有效整合相近管理要素，减少机构设置；通过减少副职，依法确定人员编制。《部委行政副职多少为宜》一文对国务院各部委副职的超编情况予以揭示，根据国务院组织法副职2～4人的刚性规定对副职超编提出质疑。此篇文章的标题和结论性意见虽经编辑部做了温和的调整，一经刊发，还是引发了各级各类媒体对于副职过多问题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诸如某县十七个副秘书长、某市十几个副市长、某局八九个副局长等。后来又在《瞭望》上发表了《如何遏制副职超员》等文章，都有很高的关注度。

　　另外，为遏制“部门利益”和减少议事协调机构所写的文章，受到高层重视。如2006年5月刊发在《瞭望》上的题为《防止国家政策部门化》一文，指出了国家政策部门化的严重弊端，提出了遏制“部门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和建言。该文引起时任国务院总理的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向东一行受托专程到新华社第二工作区的瞭望周刊社，就“遏制部门利益”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有关作者意见，关于“遏制部门利益”的建言被国务院有关政策文件所吸收采纳。

　　对《瞭望》的几点认识

　　与《瞭望》结识十余年，给刊物写了多篇稿件，也多次接受《瞭望》记者的采访，有两点印象极深。

　　一是为决策者提供及时有用的建议的署名文章比较难写。

　　作为时政新闻周刊，《瞭望》每月要出四期，撰稿要求时效性强。要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就须提前筹划。如每年年初，编辑部都会围绕两会主题进行选题策划、组稿约稿。通常都是年前约稿，年后提交，编辑部和撰稿者春节假日无休是常态。

　　作为治国理政的决策参考，《瞭望》对撰稿质量要求极高。要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为各级决策者提供及时有用的建议与政策解读，必须练就过硬本领，提升洞察力、识别力、判断力。为《瞭望》撰写稿件，篇幅不长，但信息量要大，要语言简洁、观点明确、立意高远、言之凿凿，需用有限的文字阐明问题与观点，以如炬的目光，清醒地发出时代之先声。

　　二是《瞭望》的时政采访选题新，记者采写能力强。

　　《瞭望》每期刊发的文章中有相当比例是由周刊社记者采写的，这些文章主题鲜明，专家解读博采众长，引领方向，凸显了《瞭望》的高端和权威，诠释了《瞭望》的品格和力量。一批又一批《瞭望》“本刊记者”以《瞭望》作为平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展现了一个又一个专家学者的智慧和观点。

　　我本人接受《瞭望》记者的采访有数十次，深切感受到《瞭望》记者的敬业和专业。还记得王健君等记者采写《能源委考验大部制改革》一文时的情形。作为被采访专家，我表达了“设立议事协调机构能源委员会，意味着能源管理体制的协调性仍待改善；由两位政治局常委分别出任主任和副主任,再次表明中央高层对能源工作的高度重视,意义深远”等观点。在谈到由总理亲自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时，联想到时任总理担任议事协调机构主任达21个之多，便不经意地发出了“总理太累了”的感叹。没想到，记者写进文章中的这一感叹被各类媒体竞相报道和转载。一时间，总理进灾区、下煤窑、入民居、听民意、重民生……“给了我们无限的温暖和信心，是13亿人民锲而不舍、奋斗不息的好榜样”的报道成为了一个新闻热点。

　　值此《瞭望》创刊40周年之际，回顾这些与《瞭望》有关的片段记忆，权且作为纪念。《瞭望》是我的良师益友，伴随我的学术成长和进步。作为时代潮头的瞭望者，它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祝愿《瞭望》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永葆初心，持续努力瞭前沿、望远方，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