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我奉调离开新华社国内部，前来参加创办《瞭望》新闻周刊。当时《瞭望》月刊已出刊一年了，而出版月刊就是为创办一份大型新闻周刊做准备。这次我们这批人聚集起来后，周刊的筹备就提上日程。1983年9月出版试刊，1984年1月《瞭望》周刊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大型新闻周刊。从筹备到试刊，再到正式出版，我有幸一直参与其间。从总编室主任到副总编辑、第一副总编辑，1988年3月起任总编辑，直到退休。

　　我在《瞭望》工作了十八年，前十来年，是《瞭望》从无到有的创始阶段。那时，我们的国家刚刚走出十年动乱的阴霾，改革大业肇始，国门初开，百业待兴，要创办一份大型新闻周刊，面临重重困难。我们这群被召集而来的新华人，虽不熟悉甚至从来没有接触过新闻周刊，却在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感召下，个个怀有干一番事业的勇气，也有甘当小学生、从头学起的决心，在老社长穆青带领下，闯进这片未知水域，“摸着石头过河”，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逐步了解新闻周刊的特点及运作规程，办起了一份我们自己的大型新闻周刊来。这番经历实在令人难忘。

　　穆青带领我们在实践中学办周刊

　　《瞭望》周刊是新华社举全社之力创办起来的。其中，老社长穆青倾注心力最多，从瞭望周刊社成立起，他一直兼任着周刊社社长。他不是那种常见的挂名兼职，而是真抓实干，从整体设计、每个栏目的设置，到重点稿件的组织，他都尽心尽力。对《瞭望》，他关心备至，爱之至深。1992年他72岁时从新华社社长岗位上离休，中央组织部同志与他谈离休问题时，他说，他只有一个请求，就是继续担任一段时间瞭望周刊社的社长。中组部的同志表示完全支持。

　　穆青如此重视《瞭望》的发展，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对国家、对新闻事业的强烈责任感使然。当初创办《瞭望》周刊时，新华社里对国家通讯社自办新闻周刊就有一些不同认识。穆青决心坚定。他说，大型新闻周刊是当今世界各国新闻事业发展潮流。它在新闻传播能力上有一般报纸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正逢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需要新闻事业进一步兴旺繁荣。办好一份大型新闻周刊，是党、人民和时代赋予的任务。我们有这么多新闻人才和丰富的新闻资源，办这份周刊责无旁贷，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穆青说干就干起来。1981年4月《瞭望》月刊出版，1982年4月他出任新华社社长后，立即开始筹办周刊，并作出一个相当紧迫的时间安排：力争1983年正式出刊。1982年6月，新华社成立瞭望周刊社，穆青兼任社长，新华社副社长、总编辑冯健兼任《瞭望》周刊总编辑，还建立起总社有关采编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周刊编委会，从而加快了周刊筹备进程。

　　当时面临的困难除了人手不足、没有经验外，还有一系列具体问题，如当时印刷业落后，在北京很难找到一家印刷厂可以承担周刊的印制任务。新华社印刷厂责无旁贷，但需要更新设备，有的设备还要进口。穆青说，这一切不能成为推迟周刊出刊的理由。缺什么，就补什么。社里马上申请外汇进口印刷机，同时在新华社全社范围内抽调业务人员。总社各部门的合适人员直接调入，分社人员在户口暂时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先行借调。短短一个月内，调集了包括总社几个业务部门的副主任、编辑组长等采编业务骨干近三十人。人员到位后，9月即出版试刊。完全按着周刊的出版流程要求，一个月内连续出刊四期。

　　试刊完成后，穆青与大家一起总结实战经验。一个月后，他主持召开以创办《瞭望》周刊为主题的新华社工作会议，国内各分社及总社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要求全社动员起来，大力支持《瞭望》，把给《瞭望》供稿列入各部门工作任务。在试刊三个月后，1984年1月2日，《瞭望》周刊正式出版。

　　从认识“集一周于一日”入手

　　探索办刊之道

　　从新华社各部门调来的这班人马，原本都是做大广播新闻采编工作的，不少人从来没有接触过新闻周刊，对周刊新闻的特点及周刊运行规程一无所知。要办新闻周刊，必须经过严格培训，每个参加者都要当小学生，从周刊的ABC学起。

　　当时，我们中有几位在驻外分社工作过，但他们只是阅读过新闻周刊，并没有办周刊的实践经验。去国外考察的人，在考察报告中对周刊说得最明了的是这样一段话：新闻周刊的特点是“集一周于一日，既对一周大事作出简明扼要的报道，又要对重大问题作出深入细致的综合分析”。这是我们对新闻周刊最初的认知，也是我们学习的起点。但对这个“集一周于一日”，应当怎样理解呢？从字面来看，新闻周刊的主要任务是“对一周大事作出简明扼要的报道”，并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综合分析”。若按这个要求来组织周刊的报道，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把一周内的大事加以集中，在一本刊物中报道出来，再选出其中若干“重大事件”进行“综合分析”即评论。如果是这样简单，新闻周刊与传统的日报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是一天一报，一个是一周一报；一个是单张的“新闻纸”，一个是装订成册的新闻杂志。如果就只有这点区别，为什么在国外新闻界周刊会大行其道呢？

　　穆青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他听了几次之后说，认真研究“集一周于一日”这个概念是必要的，但不能把它当作办周刊的教条。只在“一周”“一日”上打圈子，恐怕难以弄明白周刊新闻的特点，找不到周刊的办刊之道。于是我们转换方向，另辟蹊径。又几经反复思索讨论，回到原点：还是先弄明白周刊新闻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大受读者欢迎？我们从分析研究日报与周刊的区别入手。从表面上看，二者最明显的不同在出刊周期上。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有更深刻的内涵，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多加发掘。日报每天出版，天天与读者见面，追求的是新闻的高时效。这是它的突出优势，但同时也给日报带来一些问题——它追求时效、节奏太快，便不可能对随时出现的新闻作全面深入的分析，所以它的报道就显得零碎。读者要了解国内外大事，就要劳神费时跟着报纸去追踪事态的发展。这就给读者带来不便，遂成日报的劣势。日报存在这些劣势，便为其他的新闻形式留下发展空间，新闻周刊也就乘势而上。新闻周刊一周出版一期，发布新闻的频率、时效远远低于日报。它不可能在时效上，尤其是事件性新闻和动态信息的时效上与日报竞争。新闻周刊要生存、发展，必须在劣势中找到自己独特的优势：追求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所以，新闻周刊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不是偶然的，是适应时代读者需求的必然。

　　讨论到这里，大家都有豁然开朗之感。比较了解新闻周刊的人也说，这种有深度和广度的报道，正是国外新闻周刊最常见的、最受重视的报道形式。可以说是周刊新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这种深度报道，国外新闻界一般称之为“解释性新闻”或“分析性新闻”，也有人直接称之为“深度报道”。

　　不管把它称作什么，有一点是明确的：深度报道是周刊新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周刊的优势之所在。至此，我们终于摸着了周刊的脉搏。再由此深入下去，我们逐步认识到，新闻周刊报道的内容和形式，应当是这样的：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总的发展趋势出发，对当前一段时间内（不必一定是一周）的国内外重大新闻进行选择，选取那些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关系最大、对全局影响最为深远、广大读者最为关心的新闻事件（绝不是所有大事）进行分析、评述，不仅报道新闻事件，还要讲出事情发生的背景，分析其发展趋势，预测其前景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使读者看了周刊的报道后，能够对这些重大新闻甚至是对国内外发展大势有一个概括的全面的深入的了解。这正是周刊新闻有别于一般报纸新闻的突出特点，也是它独有的优势。无疑，办新闻周刊应当朝这个方向去着力。

　　至此，我们找到了进入新闻周刊的门槛。周刊的第一批重点栏目（如《瞭望论坛》为中心的评论系列、《特稿》、《本刊专访》、《社会调查》、《热点观察》等等）就可以确定下来了，组织稿件的方向也逐渐清晰。这就为我们的周刊的试刊和正式出版创造了条件。

　　不断调整栏目、版面，

　　以更好发挥周刊优势

　　我们对周刊新闻的特点和优势有所认识，但运用中还不能完全得心应手，这在创刊初期的栏目设置、版面安排上都有所表现。

　　周刊试刊时，为了利用周刊两次发稿的时间差（第二次发稿比第一次发稿晚4～5天），便在第二次发稿的16个页码里，设置了两个专栏：一个是《一周大事记》，置于全刊最末一页，另一个是《时事纵横》专栏，置于目录之后的4～8页，全刊的头版头条的地位。周刊正式出版时也便沿袭下来。对《时事纵横》专栏，原来的预想是选取一周来的几件大事进行夹叙夹议的评述，以增强周刊的新闻时效。几年来，这个专栏也刊出一些受读者欢迎的文章，但难以达到原先的预想。一则因为一周大事很多，也很难选准；二来所发文章多是“急就章”，“评”得深也很难做到。

　　这样的安排，也反映了当初我们对如何发挥周刊新闻优势不够自信，总怕追求深度报道会削弱了时事性，而又把周刊的新闻性，寄托在一个晚几天发稿的栏目上。实践证明，并没有因为有了这个专栏就加强了周刊的时效，相反，把周刊的“头条”突出位置用来发那些没有多少深度的一般新闻，而把真正体现周刊特色的重头稿件置于第9页之后，是倒置了本末，不利于周刊优势的发挥。几年的实践也告诉我们，周刊完全可以克服周期长的局限，抓出既有很强时效性、又有思想深度的新闻报道。于是我们决定，从1988年第一期开始，停办《时事纵横》专栏，对周刊的版面也相应作出调整，从而使整个周刊面目发生了较大变化。

　　像这样的调整、变化，十几年间有过多次。我们对如何办出周刊的特色、发挥周刊优势的探索从未停歇。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一次周刊学术研讨会

　　1991年4月，《瞭望》创刊十周年，周刊社决定搞一次别开生面的庆祝活动：举办一次新闻周刊学术研讨会，请新华社社内外专家学者评介世界新闻周刊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开阔周刊社采编人员视界。同时要求周刊编辑部领导及各编辑室负责人一起动手，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十年来的实践经验，写成论文在研讨会交流。

　　4月18～20日，瞭望周刊社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共同举办了这次研讨会。研讨会收到社内外论文40余篇，有32人在研讨会上宣读了论文或发了言。会后，我们把这次研讨会的成果编成《新闻周刊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同时我们还从十年来周刊所发的稿件里，选出若干篇能较好体现周刊新闻特点的，结集为《周刊新闻作品选》。通过这次研讨会和这两本书的出版，编辑部上下对十年来的实践经验和新闻周刊的性质、特点及运行规律进行了一次深入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使抓好深度报道、发挥周刊优势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也更加坚定了办好周刊的信心。

　　研讨会结束前，我作了《我们从这次研讨会学到了什么？》的总结发言。我着力指出，这次研讨会让我们进一步提高了对办好新闻周刊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为今后周刊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就是正确认识周刊特点，充分发挥周刊优势。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一定成绩，但办好周刊是门大学问。目前我们还只是初入其门，认识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我着重说了三点。

　　一、要正确认识、处理好周刊新闻“深”与“新”的关系。周刊的优势是深度报道，但绝不可忽视新闻的时效。一般说来是周刊新闻不追求日报那样的报道速度，而是追求报道深度。但周刊新闻也是新闻，所以周刊也应遵照新闻规律行事。要追求新闻时效。不可以求“深”为由漠视求“新”。不下力气求“新”，甚至把“深”与“新”对立起来，或无条件地强调“深”就是“新”，这些都是错误的。其实，没有对“新”的追求，“深”也便深不下去。既能抓住重大新闻，又能把新闻事件剖析透彻，言出别家所未言。有了这样既“深”又“新”的报道，才能吸引读者。绝不可以求“深”为借口，在报道上炒冷饭，跟在别人后面跑，说“老”话，吃“人家嚼过的馍”。离开求“新”去求“深”，无异于缘木求鱼。那样的所谓“深”，也可能从根本上就不具有新闻价值。

　　我还认为，周刊也要追求独家新闻。“独家”新闻对新闻人与广大读者都有独特的魅力。但在当今新闻事业如此发达的今天，出版周期较长的新闻周刊真正要抓到“独家新闻”是很不容易的。但周刊在这个问题上绝不可退避三舍，束手无策。《瞭望》周刊是新华社主办的，有大量的新闻来源。但绝不可靠在新华社这棵大树上图清闲。周刊应建立起自己的新闻信息源，掌握国内外各方面的动态及发展大势。按周刊要求来制定选题，把报道的主动权拿到自己手上。为了避免周期长的劣势，报道组织上要有超前意识，行动上更要有“争分夺秒”地“抢”新闻的追求。对许多重大事件要抢先制定预案，先人动手，是完全可以搞出既深又新、具有周刊新闻特色的独家报道来的。

　　二、周刊新闻要注意处理好综合报道与典型报道的关系。毛泽东主席主张新闻报道典型宜多，综合宜少。这是符合新闻规律的。而新闻周刊强调多侧面多层次的深度报道，从形式上看突出了综合性。这样是不是意味着周刊新闻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典型宜少，综合宜多”呢？显然不行。削弱典型报道，新闻报道便会失去活力，失去鲜活的魅力，便吸引不了读者。周刊新闻的确要经常使用“综合”的手段，但这并不能排斥典型报道。且不说有许多典型本身就具有深度报道的特点和价值，就是那些“综合性”很强的深度报道（如“专题报道”等）也是从典型入手的。往往以一个典型为核心，把有关背景材料加进来（有些背景材料也是一个个典型构成的），进行分析研究。有时也会由此及彼，把许多相同或有关的新闻事实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评述。但是，这种新闻的灵魂在于分析、评述的深度，而不在于“综合”的面有多大。不能把周刊新闻报道的力量都用在“综合”上，只是追求面上的新闻事实的罗列，那样会把周刊弄成一锅信息“大杂烩”。新闻报道上若没有大量鲜活的新闻典型（包括新闻人物、事件，新思想、新经验等），没有生动的故事，新闻周刊的报道便没有生气，死气沉沉，失去魅力。新闻周刊的版面上，也应当是新事物、新信息、新思想如鲜花遍地，春风扑面，这才是新闻周刊应有的气象。

　　三、加大再加大抓评论的力度。从创刊开始，穆青就特别强调要办好评论。他说，评论是一本刊物的旗帜，是刊物的灵魂。一本周刊若没有高水平的、观点鲜明的评论，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便不可能在读者中建立起权威来，它的社会影响也不可能扩大。

　　《瞭望》周刊始终重视评论，逐步形成了《瞭望论坛》《国际评论》《瞭望哨》《七日谈》《周末对话》等多个栏目的评论系列。我初到《瞭望》时，感到最棘手的就是评论，特别是《瞭望论坛》，每期必发，设计周刊时把它放在首页，我有些担心。曾对穆青说，这样安排，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万一一时赶不出来怎么办？穆青说，就是不能留任何“余地”。写不出来就要“开天窗”！这就叫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绝不留退路。只有这样才能逼迫我们尽快学会写评论。我相信实践出真知，只要下决心，一定能在编辑部里“逼”出一批写评论的人才，“逼”出一篇篇精彩的评论文章。多年来，我们为提高评论水平采取了多项措施，做出了很大努力，办出大大小小多个评论栏目，也发表过一些有一定影响、受读者欢迎的评论文章。但应当承认，直到我离开时，周刊的评论仍然与预期的目标有不小的差距。我深深为之抱憾。

　　三十年前的这次研讨会，是《瞭望》周刊发展历史上的一次有积极意义的重要活动，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瞭望》周刊艰苦的初创阶段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