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瞭望,触摸时代前沿

2021-04-21 08:18:28 来源: 瞭望 2021年第16期

 

在我23年的从业生涯中,最具有思想性、前瞻性、冲击力的文章都出自《瞭望》,不少还是编辑部“逼”出来、“救”出来的

《瞭望》编辑部有“胆”有“识”,敢于触碰敏感话题,又能把握时度效,充分体现了挺立船头“瞭望者”的胆识与眼界

  文 | 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 黄豁

 

  美国现代新闻之父普利策曾有一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二十多年前,在大学新闻系的课堂上,老师引用的这句话使我定格了心目中优秀记者的形象——手持望远镜,挺立船头的瞭望者。

  毕业进入新华社云南分社后,老记者常常教诲:“除写通稿外,年轻人要多琢磨给《瞭望》写稿,才能成为有思想的记者!”

  于是,每期《瞭望》我都认真研读,觉得真是刊如其名,有高度、有深度、有锐度,既有学术的思想性与前瞻性,又有新闻的敏锐性与现实性,纵论天下大势,直击前沿话题,如同一名“挺立船头的瞭望者”。

  初识瞭望渐成铁杆

  作为刚入行的年轻人,我想为《瞭望》写稿却总觉无从下手,要么是觉得题材不够“格”,要么是觉得问题不够“深”。直到工作三年后的2000年,对云南省情及新闻采写有了一定积累,我才试着向《瞭望》投出了第一篇调查性报道《救救滇池》。

  滇池,是云南昆明的母亲湖。“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喜茫茫空阔无边。”清代文人孙髯翁在著名的昆明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中,开篇就展示了滇池震撼人心的壮丽景色。但在短短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五百里滇池”已缩小到300平方公里,而且污染严重,水质低于劣Ⅴ类,成为我国需要重点治理的“三大湖泊”之首。尤其让人意外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国家投入40多亿元治理滇池污染,但收效甚微,如泥牛入海。在那个时候,投40亿元治理一个湖泊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是当时我国投资最大的湖泊环境治理工程。

  “投入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见效果?滇池污染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当时很多昆明市民乃至领导干部都有这样的困惑,但没有人能说清楚。我和同事陈明昆都是刚入社不久的年轻人,充满了干劲,决定啃一啃这个大题目。我们花了一个月左右时间,走访相关部门、环保专家及农村,乘船进入滇池采取水样,沿着滇池周边的县与乡镇采访调研,实地环滇池走了一圈,所见所闻触目惊心,各种垃圾、污水、农药化肥的最终归宿都是滇池,人人都知道这样不对,但又无可奈何。

  稿件传到《瞭望》编辑部后,很快我就接到了时任政治编辑室主任刘敬怀的电话,他觉得稿件选题不错,对我们这两个未曾谋面的年轻人鼓励有加,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稿件刊发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在云南省引起了震动。云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要求有关部门根据文章反映的问题“逐条研究解决措施”,进一步加大滇池治污的力度,云南省政府专门召开以滇池为重点的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治理会议,并邀请我们参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第一次召开专题系统研究高原湖泊治理问题的会议。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采写的稿件还是比较稚嫩,经过编辑部的精心指导打磨,以及借助《瞭望》巨大的影响力,才推动了滇池乃至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治理的进程。作为记者,我第一次充分感受到新闻报道带来的影响力和成就感,第一次给《瞭望》写稿就拿了个好稿,由此信心大增,逐渐成了《瞭望》的“铁杆”。一有好选题、有好线索,首先想到与编辑部沟通,编辑部有想法,也直接指挥我们。

  成长路上良师益友

  此后,《瞭望》成为我业务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不论是破格晋升职称,还是后来获评“新华社十佳记者”,每当自己总结业务成绩时,拿得出手的公开代表作几乎都是《瞭望》的稿件。或者说,在我23年的从业生涯中,最具有思想性、前瞻性、冲击力的文章都出自《瞭望》,不少还是编辑部“逼”出来、“救”出来的。

  进入21世纪初期后,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社会进入关键发展阶段,随着改革由“普遍受益期”过渡为“利益调整期”,群体利益冲突渐成“社会常态”,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往往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

  21世纪头十年间,中国社会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各地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基层党委政府处置失当,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在那短短几年间,我亲历了多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回访调研了全国不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包括重庆“万州事件”、四川“汉源事件”、四川“广安事件”、湖北“黄石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等在海内外影响较大的事件。同时,还多次被总社抽调参加有关社会转型、社会矛盾的全国调研,从西部地区主要城市的社会阶层分析,到公权与私权博弈趋势特点,公共知识分子和民间“意见领袖”问题,以及群体性事件发展规律和演进研究,触碰的都是当时社会最敏感的话题。作为一个记者,我有幸站到了时代的前沿,有机会瞭望与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瞭望》恰好成了推动我调查研究、“倒逼”我深入思考、钻研社会问题的最佳平台。那段时间,《瞭望》副总编辑汤华与我们几个关注社会问题的分社记者密切联系,及时了解我们在采访一线发现的新情况、新趋势,有时电话一打就一两个小时,交流思想,互相启发,碰撞出不少火花,“逼”出了很多好选题。从“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新题”“体制性迟钝的风险”到“消解阶层固化隐忧”“社会矛盾纠结于公私博弈”等等,都引发了强烈反响乃至社会学界的关注。连续几年,《瞭望》都让我和另外几名分社记者以对谈的方式,对来年的社会走势及风险进行预测和分析。虽然是一家之言,但都是来自一线的观察与思考,引起了诸多海外媒体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

  洞察迷雾直击核心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瞭望》编辑部有“胆”有“识”,敢于触碰敏感话题,又能把握时度效,充分体现了挺立船头“瞭望者”的胆识与眼界。

  2008年,有感于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重大群体性事件中,地方政府在情况通报中给群众正常诉求乱扣帽子,要么认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要么认定为“有黑恶势力操纵”,动辄指斥“群众不明真相”,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我觉得有必要正本清源,好好批评一下地方干部这种脱离时代的“阶级斗争”思维和“倒打一耙”的话语霸权。带着几分激愤的情绪,我在办公室一挥而就四千多字的评论《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写完觉得酣畅淋漓,犹如出了一口恶气。

  第二天静下来再看一遍稿子,觉得火力很猛,正中要害,自己十分满意,但唯行文过于尖锐犀利,嬉笑怒骂,恐难有编辑部敢刊发。思来想去,我发给了《瞭望》副总编辑汤华,想着汤总素来爱好稿如命,“艺高人胆大”,或有刊发的可能。很快,时任政治编辑室主任给我来电话,开口就调侃说:“老弟,谁把你气成这样啊?文章好是好,但是隔着屏幕我都感觉到你的愤怒了,就差直接骂娘了,这样发肯定不行啊。”

  他和汤总反复商量后,认为稿件有锐度,但需要去除掉一些偏激的情绪,“你就不管了,我和汤总来改改试试,说不定还能救。”听了他的意见,我心里七上八下,自己又看了几遍稿件,觉得修改起来很难,“救”回来的希望渺茫。

  大约一周之后,忽然有位朋友打电话给我:“你最近这篇文章真是写得痛快啊,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直接戳到了很多官员痛处。”我才知道,最新一期《瞭望》已将这篇《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刊登出来了,并迅速成为网络热文。全国有一百多家媒体转载,不少媒体还就这篇评论继续追加评论,对群体性事件中“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说法进行批驳,形成了一波小高潮。

  不仅如此,海外媒体也大量转载。英国BBC转载了这篇评论,并评论说:“本周,由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罕见地刊登了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周刊记者黄豁在文章中批评了中国地方官员对抗议、罢工和其他‘群体性事件’的习惯性描述,并呼吁进行改革以纠正处理此类事件时广泛存在的‘失职’行为。”

  我认真阅读稿件后发现,《瞭望》编辑部的汤华等才是这篇稿件的“幕后英雄”。他们对稿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既保留了原稿的思想锐度和语言风格,又去除了原稿情绪化的东西,显得理性客观,又锋芒毕露,体现了编辑过人的功底。可以说,他们不仅“救”回了稿子,还锦上添花,画龙点睛,使其被评为当年的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成为我为数不多的单独一人署名的新华社“社级好稿”。

  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完全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很多传统报刊难以为继,视频化、娱乐化、简单化的新闻以及自媒体更受用户欢迎,抱着手机的读者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快餐式的“浅阅读”。而有思想、有深度的硬新闻却明显“供给不足”,每当重大事件发生后,各种信息呈几何级增长,甚至有信息“过载”的趋势,但洞穿迷雾、直击核心、让读者豁然开朗的报道却少之又少。所以,越是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越需要挺立船头的“瞭望者”。

  我相信,四十不惑的《瞭望》能坚定而勇敢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