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艘巨轮，坐在船头，看到的是天地经纬。这是一座高峰，立于山顶，看到的是江河壮阔。

　　自1998年第一次给《瞭望》撰稿，弹指23载。回首中国第一本时政新闻周刊波澜壮阔的40年，竟得一半多时间与之同行，何其幸哉！

　　这是时代之望

　　翻开为《瞭望》撰写的60多篇稿件，我仿佛看到了一条时间坐标长轴，一组组关键词连接着一个个大时代。

　　“剥离办社会”“要商品不要奖品”“实施委托制片人制”……在20世纪最后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不再拍摄亏损影片。

　　“脑体倒挂”“按要素分配”“劳动价值”……在党的十六大前夕，用一次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调研，解读了为什么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产业关联度低”“产业链条割裂”“产业集聚能力差”……为2004年启动的东北振兴战略提出新课题。

　　“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网络小胖”“后舍男生”……真实讲述中国内地网民突破2亿后的网络文化冲撞。

　　“高跟鞋虐猫事件”“黑龙江宝马车撞死人”事件，回答“逢官必炒”“逢腐必究”何以成为动辄引爆网络舆论的话题。

　　“产业壁垒”“走出去”“数字文化业态”……分析国务院2009年推出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何以为中国加速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带来更多希望。

　　“闪电的雨夜”“肢解的车体”“爱心涌动的温州”……永远记录下了2011年7月发生在甬温线铁路的那次惨烈撞击。

　　“凤凰古城的门票”“武汉城管队员的‘体验式练摊’”“农夫山泉深陷‘标准门’”……提出网络“围观”正成为一种力量。

　　“斯诺登事件”“网络反恐”“共享共治”……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外人士就高筑“网络长城”达成共识。

　　接力十五载，“美丽浙江”到“美丽中国”，“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海洋强省”到“海洋强国”……回顾“八八战略”如何策高行远。

　　从北国的雪，到南方的水，这块土地的每一段历史痕迹，无一不被“瞭望”到。而我，已成为这无数个“瞭望者”之一。

　　这是成长之望

　　1997年，我步出学校大门，踏进国社。入社之初，我在新华社吉林分社跑政法报道。当时曾想，如果不能在《瞭望》上发出自己的政法报道，那将是一名不称职的政法记者，无法对自己的分工交代。第二年，我便以一篇反映吉林省公安机关教育整顿的纪实性稿件，与《瞭望》结缘。

　　当然，《瞭望》给我们这样青年记者的机会不止于此。通过《瞭望》这个平台，我的报道之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宽广。

　　从“中国改革攻坚能否迎难而上”到“‘希望工程’如何延伸希望”，从“‘三农’怎样面对‘入世’冲击”到“如何树立陆海空‘全边境’战略意识”，从“新一代产业工人的精神权益追求”到“如何打造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瞭望》为像我这样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打开了纵论天下的窗口。

　　“瞭望者”的成长，不只有一帆风顺。

　　在《民营书业搅动出版格局》一稿中，我和同事暗访了在出版发行“主渠道”之外的“二渠道”现象，并披露了民营图书出版“个人工作室”的生存之道，道出了不少行内“公开的秘密”，被地方出版部门和民营书业经营者写信反映是“恶意诽谤”。

　　在《瞭望》相关负责同志支持下，我和同事不但拿出采访记录据理力争，并积极与出版部门沟通，历时半年才实现和解。这次风波也让我对如何从事舆论监督报道，有了更新的认识。

　　一位新华社前辈曾对我说，记者的成长有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苍蝇式”记者，被动追着气味飞；第二层次是“猎犬式”记者，学会善于主动出击搜捕猎物；第三层次是“雄鹰式”记者，能从高空俯瞰大地；第四层次是“卫星式”记者，察古观今，纵论中外。

　　时至今日，我也还远远没有成为“卫星式”记者，可《瞭望》就是引导我成长的一颗卫星，助我观察，为我定位。

　　这是思想之望

　　互联网时代，快餐式、猎奇式、碎片化的新闻消费充斥着我们的眼球，互联网成为重要的文化创作生产平台、文化传播平台和文化消费平台，人们对其依赖性已超过了影视、文艺、书刊等许多传统的文化载体。那么，“瞭望者”们还能走多远？

　　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无论之于一人，抑或一刊。

　　情绪化的传播，永远无法取代思想的抵达。作为一份以思想性见长的主流新闻周刊，《瞭望》始终在传播思想、传播观点。好的文艺作品可以感染人，好的新闻作品可以激励人，好的观点思想可以启发人。

　　2019年，我和同事在多省调研发现，不少干部反映现在的多头问责、层层加码式问责、贴标签式问责、凑数式问责等问题，甚至有的干部出现被“问死”、一蹶不振的现象，让基层十分苦恼。

　　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约束和问责。问责之剑要锋利，更须挥剑精准，才能问出担当作为，问出动力活力。一些问责中的形式主义，反而让规矩纪律约束力跑偏，违背了问责制度的初衷。

　　就此现象，我们大胆撰写了《如何让干部轻装上阵》一文，在甘肃、江西、浙江等地的一些基层干部中产生不小反响，有的干部专门致电记者，就文章中的观点进行探讨，认为《瞭望》讲了真话，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

　　好莱坞大片在中国国内加工制作，中国动漫公司只能挣到辛苦费，巨额票房与己无缘；国内优秀杂技团和太阳马戏团合作打造的剧目，只能拿到辛苦的演出费，太阳马戏团却名利双收……

　　2009年初我调研中发现的这些现象，让我联想起在那个“卡脖子”问题还不特别突出的年代，“中国制造”曾面临的痛苦：制造出高品质纽扣、布料，却被国外用来做品牌服装，自己永远挣的是辛苦费，高附加值被国外品牌商赚取。

　　这种“替人作嫁衣”“自己产面粉，人家做面包”的故事，被我们概括为文化产业走出去的“纽扣现象”，发表在《瞭望》上。

　　大约半年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务院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了第十一个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规划中“落实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的政策，扩大对外文化贸易”等政策性表述，剑指文化产品“走出去”之痛。细读规划后，我再次打开电脑，为《瞭望》撰写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释放新信号》一文，对这部规划进行了系统解读。

　　这，就是我与《瞭望》的故事：在瞭望中记录时代，在瞭望中加快成长，在瞭望中积累思想。

　　无论时代变迁，无论沧海桑田，学会瞭望，是一种精神；学会瞭望，是一种能力；学会瞭望，更是一种希望。

　　这，便是《瞭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