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

➤开展新型校企合作，将学科链、创新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紧密连接，着力打通从科技创新力到生产力的“最后一公里”

➤浙江大学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可以贯通区域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与全球创新体系。特别是通过遍布世界、链接全球的人才发展与科技创新转化网络、校友联系网络、社会服务网络、国际合作网络等，将优质的人才、创新等要素导入长三角地区

➤从全球科技创新走势看，新一个十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起步期，也是孕育演变力量的战略机遇期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何欣荣 商意盈

　　

　　通江达海、面向世界，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一季度，长三角三省一市生产总值突破6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4.55%，占比进一步提高。

　　经济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面向未来，长三角的使命之一即打造创新高地。长三角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需要破除制约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协同科技创新规划、政策。根据2020年末印发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到2025年，长三角要形成现代化、国际化的科技创新共同体。2035年，长三角要全面建成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共同体。

　　在长三角科创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一流大学要展现什么样的担当？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认为，要以建设创新型大学为指引，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作用。与此同时，将学校“双一流”建设规划与国家战略目标、区域重大需求紧密结合起来，率先推动科学研究、技术攻关、应用转化等范式转型，在“四个面向”中打造更加紧密的高能级政产学研创新联合体，为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撑。

　　创新型大学的时代新使命

　　《瞭望》：《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排在世界第2位。这展现了什么样的时代趋势？

　　吴朝晖：人类正在进入全面创新时代，创新呈现全球化、协同化、网络化的趋势。亚太地区将成下一个世界创新中心。创新是各国各地决胜未来的关键，特别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冠肺炎疫情等“灰犀牛”“黑天鹅”，进一步加剧了创新突破的不确定性。

　　从科技史来看，每80年到100年世界的科技中心就会改变。放眼未来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世界创新中心除了欧美，亚太也将成为一个重要增长极。世界创新实力由欧美两极化向多极化转变，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因科教支撑发展能力强、创新资源集聚程度高，很有可能成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的世界主要创新中心。

　　在这样的创新方位中，原来的领跑者未必仍能领先，落后者亦有后发优势，只有抢占先机才有机会晋级、领跑。因此，从全球科技创新走势看，新一个十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起步期，也是孕育演变力量的战略机遇期。

　　《瞭望》：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起步期，浙江大学等“双一流”大学要有什么样的使命担当？

　　吴朝晖：放眼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全局叠加影响，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机器革命高度融合，引发了政治力量之变、经济增长之变、文明演进之变与科教发展之变。在这样一个变与不变交织、新与更新并存的时代，浙大等“双一流”大学要承担起自己的使命担当。

　　一是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作用。近年来，浙江大学致力于打造创新型大学，与浙江省政府等共建了之江实验室，与杭州市政府共建了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积极探索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可行路径。

　　比如，浙江大学正在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生态文明与环保创新、设计育种等多个领域推进“创新2030计划”，力争在“从0到1”的基础研究、“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产生重大原创成果。其中的量子计算与感知会聚研究计划，已成功研发具有2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量子芯片，助力中国学者跻身世界量子计算第一梯队。

　　二是更加关注研究范式的变革。进入21世纪，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竞相涌现，有望使研究范式进入融合式的新演进阶段。研究范式直接决定了科技创新的起点、品质与效率，可对竞争对手形成“降维打击”的效果。

　　新研究范式将涌现新创新方法，新创新方法将产生新知识体系。比如融合式的研究范式将催生“计算+实验”等新方法，新增关于文理渗透的新知识，建立开放共享的文科未来实验室等新结构，进而催生艺术技术学等新学科。

　　我们需要以非常规的思路推进基础研究创新性突破、跨越式发展，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进一步激发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团队的主动性与创新性。

　　长三角要在全球科创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

　　《瞭望》：你认为长三角在形成科技创新共同体方面，可以产生哪些化学反应？

　　吴朝晖：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当前中国创新主要集中的三个区域。以长三角为例，这里集中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全国约三分之一的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三省一市创新资源的汇聚和连接更加频繁，能级不断提升，有能力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长三角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意味着三省一市将在全球范围内打造更多的优势竞争领域。既可以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创新环节进行强强合作，也可以在上下游产业链等不同创新阶段进行协同创新。

　　从区域创新资源联动看，长三角将以“一盘棋”的思想强化区域协同合作，按照“优势互补”“拉长长板”的要求，叠加不同省市的科技创新优势，融通前沿的创新链与全链条的产业集群，汇聚三省一市的优质创新资源进行集成攻关。比如正在建设的G60科创走廊，串联起了沪苏浙皖的九个城市，未来有望带动若干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未来的情形是，优质创新资源在长三角各地分布式集聚。比如，某个前沿领域的顶尖创新资源在上海，但一流的应用场景可能在安徽。又比如，上游最好的创新要素可能在浙江，下游最好的创新要素却在江苏。

　　从做强区域创新体系看，长三角将在创新主体上推进强强联合，在创新生态上实现好中取优、在创新能力上加快高原筑峰。比如浙江大学发起组建的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就是想联合区域内的“双一流”高校共建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共引高层次创新人才。

　　成立一年半以来，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内的五所高校聚焦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共同谋划发布了两批10个重点合作项目，在不同领域取得了扎实成效。

　　《瞭望》：请介绍浙大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如何促进长三角会聚创新。

　　吴朝晖：在创新空间上，浙江大学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可以贯通区域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与全球创新体系。特别是通过遍布世界、链接全球的人才发展与科技创新转化网络、校友联系网络、社会服务网络、国际合作网络等，将优质的人才、创新等要素导入长三角地区。比如，浙江大学与嘉兴市围绕加快推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嘉善片区建设，通过学校创新生态系统引入海内外资源，共同打造长三角智慧绿洲。

　　在创新环节上，浙江大学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可以直接服务产业行业重大急需，联通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创新体系，进而达到以高校科研创新带动产学研开放创新的效应。比如，浙江大学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央企及拼多多等名企积极开展新型校企合作，将学科链、创新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紧密连接，着力打通从科技创新力到生产力的“最后一公里”，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跃的创新动能。

　　《瞭望》：你认为还需突破哪些体制机制障碍，促进高校更有效地参与协同创新？

　　吴朝晖：总体而言，长三角在建设科创共同体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在重大项目共同实施、战略平台共同建设、创新网络共同构建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区域创新作出了示范。

　　从更有利于高校有效参与协同创新的角度，下一阶段可以在体制机制上作进一步改善。比如，在国家有关部门和“三省一市”的协同机制上，可进一步坚持“一体化”理念，打破行政壁垒，强化不同省市、不同部门的政策联动，实现长三角地区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在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决策机制上，可坚持开门问策，建立健全长三角一流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智库联盟和咨询制度；在支持高校参与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的保障上，可进一步整合高校优势科技资源，鼓励各级政府先行先试，创新地方财政投入方式，加大对重大科技项目的联合资助力度。

浙江大学校园          浙江大学供图

　　打造高能级政产学研创新联合体

　　《瞭望》：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是浙江大学和上海市政府合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其将在哪些方面重点突破？

　　吴朝晖：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以“计算+”为核心使命，旨在推动多学科、多领域、多行业的交叉融合，助力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上海高地”建设。

　　在具体架构上，研究院将构建“1+3+X”的全链条创新生态系统，即建设1个“计算+AI”前沿研究基地，“计算+金融”等3个“计算+”创新实验室，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教创新开放平台等若干个公共服务与支撑平台。

　　作为新型研发机构，研究院高度重视与企业的开放合作，目前已成立“计算+AI”等产学研创新生态基地，与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等10余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接下来，研究院将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到新一代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的重点突破，通过设立校企联合创新中心、产业生态园等，加速“计算+”创新成果的高水平转化。

　　《瞭望》：以往的基础研究，有赖于政府资金的投入。今年3月，浙大联合繁星公益基金设立“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市场力量的加入，会给基金运行带来哪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

　　吴朝晖：“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的设立，体现了以公益理念凝聚政产学研各方力量、共同推进高水平科研创新的新思路。

　　进入21世纪，随着公益与商业的跨界合作走向深入，诸如影响力投资等新公益模式不断涌现。就繁星科学基金而言，市场力量的加入，不仅意味着更加充足的资金支持，而且意味着将市场化的理念和手段引入到基金的组织管理、经营运作、需求对接等各方面，可以进一步提升基金的使用效率，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果，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的机制。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看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目光投向科技创新事业，尤其是对“从0到1”的基础研究表现出十分浓厚的兴趣，这无疑将吸引更多顶尖人才投身面向前沿、引领未来的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加速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社会创新的联动进程，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