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当前国家制度竞争的基础，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中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顺应这一要求作出的战略部署

➤越高端的产业越涉及先进的技术和复杂的生产过程，越是踏入无人区，对创新的要求越高，面临的风险和成本压力越大，因此，越需要体制保驾护航

➤应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增强市场机制在运行中的整体性和一致性，确保市场中的各种要素能够更加顺畅地相互配合，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决定性作用

➤如今，中国数据要素政策制度架构已初步形成，在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上及早占据了全球领先位置，构筑起中国在全球经济中长期竞争的新优势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贾雯静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在“七个聚焦”的首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建立”到“完善”，再到“加快发展”“加快完善”，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知持续深化，推动制度架构不断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需求。

  实践充分证明，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十余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2.3%上升到18%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30%。

  此次全会明确，到二○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这一目标的制定，展现出中国的前瞻性思考和动态性调整能力，彰显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决心。从篇幅和比重看，相关内容在《决定》中分量重、篇幅大，代表着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时间表明确，路线图清晰，未来我们将从新征程的新要求出发，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提升中国竞争力，全面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苏州工业园区（2023年 7月 3日摄）  李博摄 /本刊

  制度竞争进入“高水平”阶段

  国家之间的竞争，经济制度是基础，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创新能力，以及宏观经济的稳定与长远发展，是大国之间生产力竞争的“底座”。

  从国际视角看，当前世界经济存量博弈复杂、增量博弈激烈，各国在资源、市场等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

  看向国内，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从起步、快速发展迈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中，市场的发展从注重数量的扩张转向了追求质量的提升，重点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发展对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当前大国制度竞争的基础，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中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顺应这一要求作出的战略部署。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产业持续升级的客观需要。

  产业越高端，竞争优势越明显。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中国产业持续迈向高端，并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卫星导航、量子科技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方阵。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越高端的产业越涉及先进的技术和复杂的生产过程，越是踏入无人区，对创新的要求越高，面临的风险和成本压力越大。因此，越需要体制的护航，包括产权保护的严肃性、市场准入的开放度、公平竞争的实现程度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等。

  《决定》提出，“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

  “这些举措有助于确保创新成果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进一步推动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推动产业向更高端迈进，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持竞争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提高经济发展稳定性的客观需要。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为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受访专家表示。

  对此，一方面，需要以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熨平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正如《决定》提出“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和完善法治体系，确保所有经济活动都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张斌表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相对于人治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法治能够为经营主体搭建一个稳固可信的市场，提高经济活动的规范性、确定性和可预期性。

  《决定》明确，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重申“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目的就在于通过法治的力量为经济发展注入稳定因素。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强化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客观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成为独特的“连续升级经济体”。

  在产业发展上，从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结构转变为工业和服务业并重的多元化结构，特别是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贫穷到全面小康的跨越，如今，进一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产业不断升级、发展模式不断更新的背后，离不开发展理念的迭代和相关制度的连续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以开放政策举例说，“我国的开放政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向体系更完善、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方向演进。”

  陈凤英介绍，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采取“三来一补”的贸易政策，主要解决吃饭和就业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那时的经济特区，不仅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也能看到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加入WTO后，中国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注重研发创新，并开展史上最大规模的清理法律法规工作，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全球科技创新空前活跃，全球创新版图、大国竞争格局正在重构。中国应势而谋，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这样的新格局下，中国更加强调自主创新，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作为引领、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同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助推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升。

  在《决定》中，这样的制度升级随处可见——关于开放，进一步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关于新质生产力，从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强化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体制机制、完善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等方面的相关部署日益丰富和完善。

  “由此可见，中国在制度的安排和执行上‘一张蓝图绘到底’，表现出极高的迭代性和连贯性，是中国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张斌表示。

工作人员在贵州省贵安超算中心数据机房内工作（2024年 8月29日摄）  刘续摄 /本刊

  打造更显著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经济独特的竞争优势。

  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能够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庞大的市场能激发创新活力，助推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实验场，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满足消费者日益丰富的消费需求等。

  受访专家表示，尽管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不仅依赖于市场规模的大小，更与市场的统一性密切相关。

  在张立群看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统一性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具体表现在，一些领域制度规则不完善、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屡禁不止，使得市场面临内卷和低效竞争等挑战。

  “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同样须从制度着手。”张斌说，应按《决定》部署，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增强市场机制在运行中的整体性和一致性，确保市场中的各种要素能够更加顺畅地相互配合，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决定性作用。

  其聚焦之处，是进一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此，《决定》以问题导向细化相关改革措施。在市场基础设施方面，提出“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把符合条件的公共资源交易纳入统一平台，将大幅提高公共资源交易的透明度和竞争公平性。

  在要素市场统一方面，提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等举措。

  ……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看来，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拓深市场容量、细化分工协作、促进充分竞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断强化超大规模市场这一中国的独特竞争优势。

  从国内看，短期内有助于缓解有效需求不足。“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等内容，将有效增加政府公共产品规模，为企业带来更多订单，增加就业机会，成为强化超大规模市场、扩大内需的重要启动键。

  长期看，能够打破地方分割和内卷式的竞争模式，减少各种交易障碍，吸引更多投资者和企业进入市场，刺激需求释放，不断扩大市场规模。“这种规模的扩大没有止境，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张立群补充，通过优化市场规则和监管机制，可以确保所有参与者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运营，更有效地熨平市场中的不平稳因素。

  从全球看，“一方面，能够推动中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使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更好对接；另一方面能有效吸引全球高端要素和市场资源，更好联通国内与国际市场，实现国际资源的更合理配置。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支撑。”张斌说。

  建设引领全球的要素市场

  7月3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发布云网智能运维员、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用户增长运营师等19个新职业，以及直播招聘师等28个新工种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新职业不断涌现，折射出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已深入渗透至日常生活，要素市场的发展出现新变化、新趋势。

  首先，新型生产要素的持续涌现正成为常态。‌随着社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理解和技术创新的落地应用，‌要素市场的概念继续得到扩展。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数据作为一种新生产要素首次写入中央文件，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在国家政策层面将数据确立为生产要素的国家。

  此次《决定》中，再次明确“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将五大要素扩展为七大要素。

  围绕要素市场新变化，中国从制度建设着手，最早布局了针对数据要素的制度安排。

  在国家层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等文件相继出台，并成立国家数据局，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在地方层面，上海、广东、贵州、福建等地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数据二十条”，因地制宜规划数据要素市场发展重点任务和目标；北京市启动运行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浙江省发布实施《数据资产确认工作指南》……

  如今，中国数据要素政策制度架构已初步形成，在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上及早占据了全球领先位置，构筑起中国在全球经济中长期竞争的新优势。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显示，数据基础设施方面，截至2023年底，全国在用数据中心标准机架超过810万架，算力总规模达到230EFLOPS，居全球第二位。

  其次，对要素顺畅流动的要求正在日益增高。近年来，随着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持续增强。公安部发布最新统计，2014年以来我国共有1.5亿农业转移人口平稳有序进城落户，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4年的35.9%提高到2023年的48.3%。

  要素流动加速推动城乡关系转变，从过去的二元分割转向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区域发展的均衡化和协调化。受访专家表示，尽管我国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强，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劳动要素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道路并不平坦，部分新市民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福利；在土地要素方面，农村“空心化”导致土地资源闲置，可能加剧城乡发展不平衡。

  为进一步提高要素流动性，我国不断深化要素市场的制度和规则建设——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逐步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并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探索户籍准入年限的同城化累计互认。同时，劳动力和人才的社会性流动渠道不断畅通，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得到健全。此外，土地要素供应方式日益多样化，用地审批权、土地计划管理方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等措施正在稳步推进……

  最后，生产要素的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正在加速。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我国生产要素市场也在向绿色转型，鼓励和支持清洁能源、环保技术的应用，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加大智能制造推广力度。

  截至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建成了62家“灯塔工厂”，占全球“灯塔工厂”总数的40%，培育了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同时，扎实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绿色新兴产业逐步壮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全年大宗工业固废利用量将超过22亿吨。

  这些成就的取得，凸显了中国在要素市场上引领性地位日益增强，更深刻体现出先进的制度体系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至关重要。

  为了推动中国生产要素市场始终站在发展最前沿，“必须以靠前的、先进的、高水平的制度作为支撑，围绕要素市场新变化，构建与时俱进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生产要素配置中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赋能经济发展。”张立群说。

  在《决定》中，针对当前全国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尚未形成、碳减排披露和绿色产品仍缺乏统一标准等情况，提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针对城乡融合，提出“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等部署。

  这些举措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先进性的具体体现，有助于解决当前要素市场面临的堵点难点，更重要的是，作为制度竞争的一部分，此举将全方位构建起中国在全球要素市场领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要素市场发展从一步快，实现步步快，始终在全球保持领先。

  坚持“高水平”

  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取向

  梳理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一个重要趋势是朝着生机和活力更加强大、市场环境更加公平、资源配置更有效率这一方向不断演进，制度水平不断提高。此次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的就是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政策上追求系统性，坚持整体推进和突出重点相结合。

  一方面，加强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推动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甚至相互掣肘的现象。

  另一方面，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哪里矛盾和问题最突出，就把改革矛头指向哪里，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四面出击、平均用力，力求取得以重点带动全盘、以重点突破推动整体协同的良好效果。

  在《决定》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关政策既覆盖了全域，涵盖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宏观调控和微观政策、“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也突出了重点，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体现了全面深化和重点突破辩证统一的鲜明特点。

  结构上追求均衡性，因地制宜、适时而动，把握好改革时度效，不能一哄而上。

  张立群表示，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差异大，各地情况复杂多样，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各地区的政策制定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发展也不可能实现“齐步走”，应遵循客观规律，有选择、分阶段地推动制度完善。

  例如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即在实践中发展什么产业，需要根据本地的发展阶段、功能定位、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把握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路径，有选择、有先后、有重点地发展，不能盲目跟风，不能简单套用单一发展模式，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另一方面，均衡性还体现在不同产业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协调发展上，以确保资源在空间布局上的合理分配和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确保各类经营主体在市场中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

  “这种结构均衡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调和各方利益，防止市场失灵，对确保资源有效配置、市场公平竞争、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张立群说。

  运行上追求高效性，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体制，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要求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实现资源配置，最大程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大程度提高经济运作的灵活性。”王一鸣说。

  其中的关键，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受访专家介绍，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是确保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因此，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打好基础，通过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充分发挥“无形之手”作用的同时，实现高效同样离不开“有形之手”指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表示，政府调控和有为的政府不可或缺，但我们对政府调控的作用形式和地位应有一个科学的把握。要通过宏观政策和各种体制性的措施，去修复市场机制，完善市场竞争，恢复市场力量，助力市场高效运行。

  发展上追求可靠性，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积极主动和扎实稳健相结合。

  受访专家表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抓落实，同时要求改革的步子要稳健。要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防止破而不立带来管理混乱等负面效应。

  一方面，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制度完善，通过法治化手段引导市场有序运行。比如针对法治实施体系还不够高效、法治监督体系还不够严密、法治保障体系还不够有力等情况，抓重点、强弱项、补短板，在继续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基础上，重点加强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建设，推进法律正确实施，保障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扎实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注重国家安全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协同性，做到一起谋划、一起部署，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各方面各环节。

  比如在生态安全方面，《决定》提出“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在产业安全方面，提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王一鸣表示，同时应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建立重大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

  方向上追求开放性，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

  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新征程上，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国担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张斌表示，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开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体制机制管理标准上主动对接国际通行经贸规制及高标准规则，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不断培育和巩固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具体来说，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二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三是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四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五是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张斌说：“具体实践中，真正实现高水平，核心关键是思想观念的调整，各个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工、利益分配有待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解决这一问题，张斌等受访专家建议，首先必须坚持党的强有力领导；其次使用科学的方法，例如依靠数据对改革内容和效果进行阐述和验证，以此增强说服力，解决思想观念问题；最后，可以借鉴以往改革发展的经验，在特定行业、特定区域中，设立试验区和开发区，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既能有效推进改革进程，又能避免矛盾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