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热的核心驱动力可归结为政策赋能、主体培育与技术适配，其背后是城乡关系的结构性变革

➤唤醒村民心里的文化认同，稍加引导，村民就能找到本村独特的发展路径

➤让农民重新发现乡土的价值、重新发现乡村之美，进而激发他们对家乡的归属和认同，激活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最根本是靠乡村文化的复育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城市化浪潮奔涌之下，一场乡村文化热正在中国的广袤大地悄然勃发。

  乡村文化何以热度攀升，如何挖掘塑造独特的“村味”，城乡文化如何交融共生等关键命题，不仅关乎乡村当下的蜕变，更牵系城乡未来的图景、精神家园的栖居。本刊记者近期采访多位专家，试图剖析这场乡村文化变革的深层密码。

  从“土味”向“潮味”

  《瞭望》：你怎么看当下的乡村文化热？

  董红梅：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并延续发展的一股向善向上的精神力量。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这个根，对人来说，是核心价值观等人内心最根本的东西；对国家、民族而言，则是民族精神、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等。

  弘扬崇文重教、耕读传家、诚信重礼、邻里守望等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优秀传统文化，能让国人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这个大背景下，当下的乡村文化热其实是一种具有多方面积极意义和深刻内涵的文化现象。它反映出城乡加速融合后，人们对乡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这种文化认同也有力推动了乡村文化从“土味”向“潮味”的转变。

  《瞭望》：乡村文化热的主要社会背景因素有哪些？

  张大玉：乡村文化热的兴起是多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核心驱动力可归结为政策赋能、主体培育与技术适配三大维度。

  一是政策赋能，即顶层设计与基层治理的共振效应。乡村振兴战略、传统村落保护的制度创新，以及基层治理的赋权实践等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包括政策引导、资金扶持、人才培养、文化资源保护等多方面措施，形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治理的共振效应。

  二是主体培育，即多元参与者的协同创新。随着物质生活丰富，人们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不断增加，更加注重消费的体验性、新鲜感和社交性等。文化消费观念的转变，为乡村文化作为新兴文化消费形式提供了市场基础。特别是返乡青年将现代营销理念和创新模式注入乡村文化，村民自组织通过“政府补贴+市场运营”模式开发特色产品等，成为“乡愁经济”主力军，有力激活了乡村文化。

  三是技术适配，即传播革命与产业形态重塑。新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尤其是短视频算法的文化破圈效应等打破地理限制，使乡村文化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到城市，并吸引大量年轻受众，使乡村文化实现了现代化转译。

  三大维度的深层社会动因，其实是城乡关系的结构性变革。包括城市人群通过“乡村意象”寻求精神疗愈，反映城乡文化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动；包括生态产品价值化路径、低碳理念等折射的可持续发展范式转型；也包括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比如政府角色从“主导者”转向“赋能者”，通过政策工具激活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形成“政策-市场-社会”协同共生的乡村文化治理新格局。

  《瞭望》：乡村文化中的哪些元素最容易引起公众的共鸣和兴趣？

  孙庆忠：城市越趋同，乡村越珍贵。北京的街区建设与全国大城市差异无几，但散落在不同地域的乡村却形态各异——自然地理特征、物候环境差异、特产资源分布等因素，共同塑造了独特的风土民情。这种多样性正是乡村景观审美价值与乡土文化内涵的核心支撑。

  “村味”引发广泛关注的关键，在于其蕴含的丰厚文化资源：春播、夏管、秋收、冬藏的农耕技术体系，从种子到餐桌吐故纳新的循环周期，这些自然风物与人文历史的交融共生，恰恰构成乡村最富吸引力的独特基因。

  张大玉：乡村文化的共鸣力源于对“自然-传统-人文”三位一体的坚守，核心在于乡土气、接地气，通过自然元素、传统元素、人文元素和文化符号等多方面结合，展现乡村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乡村文化能够引发公众共鸣与兴趣的核心元素，也主要体现在其与乡土生活本质的回归、集体记忆的唤醒及情感归属的深度联结方面。

  独特“村味”哪里来

  《瞭望》：我国村庄众多，如何挖掘塑造自己独特的“村味”？

  董红梅：我们多年从事传统村落保护的经验是，要把村民主体、政府引导和社会助力三方面结合起来，建立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充分调动村民作为传统村落保护主体的内生动力，通过正向政策引导、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撬动社会资金等办法，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真正做到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

  挖掘塑造乡村自身独特的“村味”文化也可参照这一路径。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一定要突出村民的主体地位，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激发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村民成为保护传统村落、传播乡土文化的主体，共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而且这个村民主体，主要指的是村子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的原住民。村落对城里人来讲是诗和远方，但对原住民来讲是家园，家园和公园显然是有区别的，公园的好坏要用游客的视角，家园的好坏则是主人说了算。

  《瞭望》：村民主体在操作中具体怎么实现？

  董红梅：比如政府拿出50万帮扶资金用以解决村民急难愁盼问题，那么村民具体想用这笔钱干什么事，可能老人希望修个老年食堂，孩子希望有处活动角、图书角，妇女希望平个广场跳广场舞等等，大家都可以主张，然后确定下来抓落实。

  这个过程实际就是唤起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共同建设家园的责任感。这其实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这个方法论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同时，在传统村落保护及发掘乡村文化资源等方面，政府重在做好自身必须做好的公共服务，引导和支持农民自主、自立、自强，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家园。

  《瞭望》：村民认真设计了发掘塑造自身“村味”文化的方案，也获得村民和村两委认同，但是项目还是失败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董红梅：不光是“村味”文化，在乡村产业发展中也有不少或者成功或者暂时受挫的案例。受挫没关系，退回来就行。我更看重的是，这个过程让大家凝聚了发展共识，凝聚了人心合力，甚至可以说是铸了魂。

  只要村民的劲儿拧在一处，这条路不行那就再找别的路，总能找到适合你这个村的发展道路，总有一条适合你这个村的路。

  《瞭望》：找到村子独特的发展路径，包括文化的、产业的等等，对村民是困难的事还是容易的事？

  董红梅：我认为是容易做到的事。乡村文化本质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俗、规矩等，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耕读传家的祖传家训、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它们就像基因一样存在，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村落都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村落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就是独特的“村味”。

  农民是最聪明的，只要唤醒他们心里的文化认同，稍加引导，村民就能找到本村独特的发展路径。要相信村民有能力规划自己的生活、规划自己的未来，政府也好、专家也罢，都是村民的助力。

  当村子发展好了，有了自己独特“村味”的文化、产业方向，农民在村里能生活得好，能挣到钱，村子就会更有吸引力，就会吸引更多已经离开村子的老村民回流、更多新村民入住，资本的眼睛就会注意到这里，一个正向的发展循环慢慢就建立了。

  复育乡村文化

  《瞭望》：吸引老村民回流、新村民入住的关键是什么？

  董红梅：农村吸引人、留住人，要紧的有两条，就是住得好、有事做。

  首先要让老村民、新村民在村里住得舒服。没有卫生间、没有上下水，不可能住得好、留住人，所以我们提传统村落里传统建筑的修缮要“外表五千年，内部五星级”。“外表五千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智慧，是构成乡村特色风貌的重要内容。“内部五星级”是要实现村民生产生活设施的便利化和现代化，当然不是硬性要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将传统风貌和现代元素结合，坚持中华民族审美情趣，乡村就会建设得越来越美丽。

  其次是要老村民、新村民在村里有事做。我们在传统村落保护中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宜农则农，宜游则游。比如我们在8155个中国传统村落中，挖掘传承了5965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有收入。“一村一品”的项目，有利于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差异化互补，让农民在农村不但有事做，还能做大事。

  《瞭望》：人回来了，也有了事做，还需要什么能在村子里生活幸福？

  孙庆忠：我更关心的是，如何让留下的人建立起对土地的归属感——不仅身体在场，更要灵魂同在。

  这些年我做乡村研究，就是在寻找从文化入手撬动乡村复育的办法。我的体会是，唤醒村民对乡土价值的认知，催生他们对故土的热爱。人们重新发现脚下土地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就可能构建有温度、有生命力的乡村共同体，这也是乡村振兴的目标所在。

  《瞭望》：如何让村民挖掘更多的乡土价值？

  孙庆忠：让农民挖掘乡土的价值、发现乡村之美，进而激发他们对家乡的归属和认同，激活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最根本是靠乡村文化的复育。

  比如，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祖先，学习并拥有和祖宗对话的能力。不要以为祖先都已经埋在地下化作了泥土，他们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脚下的土地是他们耕作过的麦田，他们世代累积的生存智慧正是我们适应新环境、创造新生活的源泉。当我们能读懂祖先传递的生存密码，热爱乡土的意识就能觉醒，对乡土社会的自信也会增强。

  张大玉：挖掘乡土价值、让村民在村落里更好生活，还需要唤醒沉睡在村民心里的美好，这需要从文化认同、社区凝聚、历史传承、心理归属等多个维度发力，比如定期组织邻里乡亲的交流活动，弘扬乡村互帮互助的淳朴民风等。

  同时，整理、修缮村志、族谱等工作也特别重要，这其实是村民心里的根，他们由此知道一代一代从哪里而来，挖掘并传承村落和家族等的历史文化，有利于激发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自豪与热爱，唤起人们心底对故土的归属和依恋。

  董红梅：村子的传统习俗和节庆活动是一条重要纽带，这是村子向心力的表现。现在很多村里年轻人在外打工，但只要说办民俗活动，不少人都会赶回。今年正月十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央视在云南大理古生村策划了“洱海岸边闹元宵”的直播，当地一位远在青岛打工的女焊工专门请假回来参加非遗“霸王鞭”的表演，她觉得这是自己家的喜事，宁愿不挣这几天的钱也一定要回来表演。我想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都有的对家园、对故乡的情感，对乡土文化的认同。

  守住“村”的底色

  《瞭望》：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看待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

  张大玉：文化没有优劣。乡村文化以乡土性为核心，强调自然元素与传统元素的融合，城市文化则呈现现代化与系统化特征。乡村文化对“慢生活”的坚守，与城市文化对效率的追求，共同构成文明演进的双螺旋。

  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建立和而不同的互动机制，即走向差异共生的文化生态，在差异中寻求共鸣，在碰撞中激发创造，就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文化共同体。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看到乡村传统的社交模式从封闭的熟人社会，转向“地缘+趣缘+业缘”多元交织的复合型网络，同时城乡交流通过技术赋能和文化输出，会走向更平等的对话。守住“村”的底色，激活村民主体性，将是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乡村文化、城市文化的关系并非对立，而要通过互动、融合和共生实现共同发展。没有对立的城与乡，未来城与乡一定会越走越近，但越是走近就越要保留自己文化的样态。未来城乡文化的和谐共生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瞭望》：如果说发展乡村文化的关键在人，那么这样的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技能？

  孙庆忠：乡村急需能引领产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既需具备企业家般的专业素养，更要怀揣造福乡梓的社会担当。概括说来，就是要做到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相较技术层面的“懂”，情感维度的“爱”更考验人的精神境界。

  在城市化浪潮快速推进的当下，乡村面临年轻人大量且持续外流，乡土文化传承者逐渐老去的双重困境。尽管部分地区的“村味”文化呈现热度，但要让乡土知识成为延续文化血脉的力量，核心要义还是要回到人自身，在于激发人的主体意识——通过唤醒村民与土地的情感，将其转化为自觉的责任担当，这是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必经之路。

  对90后、00后新生代而言，他们对乡村的情感投入需要有足够的理由、需要有可靠的依据。从认知角度说，需要系统了解脚下土地承载的历史文化记忆；从价值角度说，需要深刻认识乡村兴衰与个体命运的内在关联。唯有建立这种立体化的情感纽带，年轻人才可能真正扎根乡土。

  《瞭望》：唤醒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是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吗？

  孙庆忠：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五大振兴”的核心维度。当前正是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最佳时刻。尽管文化工作难以直接提升村民经济收入，但文化建设的柔性力量，对村庄可持续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却是刚性的。村民生活已实现温饱无忧，若仍持“先富口袋再富精神”的思维定式，待物质条件全然完备才着手培育情感、涵养精神，乡村就错失了精神重建的历史机遇。

  《瞭望》：你期待中的乡村文化未来是什么样的？

  张大玉：乡村文化的未来，应是乡土基因与现代文明的双向奔赴。通过构建“传承-创新-数字化”生态、破解系统性挑战、激活群众内生动力，实现从“点状热”到“全域兴”的跃迁，让乡村文化既留得住乡愁，又跟得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