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善允

➤强降雨区呈现“由区域强降雨到大范围强降雨”“由集中时段强降雨到多轮次长周期持续性降雨”双转变

➤将防范化解气候风险作为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重要内容，在重大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中充分考虑有关风险因素，持续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屈辰

  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最脆弱的区域之一，也是影响最重、风险最大的国家之一。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新征程上必须严密防范的系统性国家安全风险。

  中国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善允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减缓和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体现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气候变暖趋势加剧

  《瞭望》：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全球特别是我国的天气气候？

  宋善允：以全球加速变暖为主要标志的气候变化，造成天气气候的波动性和极端性增强，冷暖交替、旱涝急转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使全球特别是我国气象灾害广发、多发、重发、复发。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揭示，最近50年是过去两千年以来最暖的50年。2024年成为175年观测记录中全球最暖的一年。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增加，极端降水事件频发强发，复合型极端事件更加频繁，区域旱涝失衡加剧。

  具体到我国，气候变暖趋势明显，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强发。

  一是气温快速增暖、波动起伏显著，冷、暖事件极端性加剧。1961年以来，我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平均每十年上升0.29℃，高于全球的上升0.15℃。近十年，全国年平均高温日数增加1/4。2025年7月1日至8月5日，35℃以上高温影响范围达497.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51.9%；38℃以上高温影响范围达到251.4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26.2%。在冬春季节过渡阶段，气温骤升骤降起伏大。2023年1月，黑龙江漠河市阿木尔镇最低气温达-53.0℃，刷新我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低气温纪录。

  二是降水总体增加，雨带北扩，强降雨范围扩大、时间延长。1961～2024年，我国年降水量平均每十年增加6毫米。夏季多雨带出现显著的南北移动特征，2011年以来多雨带明显北扩，东北、华北和江淮东部成为主要多雨带。强降雨区呈现“由区域强降雨到大范围强降雨”“由集中时段强降雨到多轮次长周期持续性降雨”双转变。2025年华北雨季于7月5日正式开启，与常年平均开启日期7月18日相比偏早，为1961年以来最早。7月24日至29日，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降水过程具有长历时、短间歇、降水落区叠加明显等特点。近60年来，我国干旱区面积持续缩小，半湿润区面积近十多年来增加。

  三是平均风速减小，但极端大风时有发生。1961年以来，我国年平均风速总体呈减小趋势，平均每十年减小0.13米/秒。2015年以来，我国年平均风速出现小幅回升，2024年冬季以来大风日数多、极端性强、影响突出。

  四是强对流天气增多增强。近五年，全国强对流天气年均出现30余次，记录强龙卷风3次。其中，2024年共发生32次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频发。2015年东方之星邮轮翻沉等灾难，即是突发强发的强对流天气引发的。

  五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常态化。一些“反地域”“反季节”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例如极端降水量事件增多，近十年日极端降水事件频次持续上升，平均年暴雨日数比1991～2020年平均值多11%，百年一遇降水在上海、广州等地缩短为15年一遇，在北京西部山区重现仅隔11年；区域跨季节性干旱强度上升；近十年台风生成源地更靠近我国大陆，登陆我国的台风比例增加、强度偏强、北上台风增多。

  六是冬季缩短，夏季延长，春季提前，秋季延迟。冬季平均气温显著上升，“暖冬”现象多发；夏季高温天气增多，热浪事件频发；春季升温速度加快，秋季降温速度减缓。

  系统性影响国家安全

  《瞭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强发，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挑战？

  宋善允：气候变化直接造成气象及其次生、衍生灾害加剧，进而影响生态和环境安全，传导引发经济和社会安全风险。气候变化全链条、全过程、多领域系统性影响国家安全。

  在生态安全风险方面，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外来物种入侵风险增加；高寒冻土退化，多年冻土的活动层深度增加；北方农牧过渡区的自然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加，亚热带常绿林适宜分布区减小；影响森林固碳，碳储量可能下降。此外，气候变暖造成冰川退缩、积雪消融、冰湖消长、湿地萎缩、冻土北移、草场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弱，严重威胁国家生态屏障安全；海洋生态系统衰退，藻类暴发更加频繁，栖息地退化，鱼类资源状况下降。

  在资源和能源安全风险方面，气候变化加剧水安全风险，增暖与降水波动导致水资源整体脆弱性上升，极端强降水和极端干旱事件增多，青藏高原水塔生态功能受到削弱。能源安全面临挑战，风、光、水资源时空分布的波动性、周期性、间歇性均增强，给新能源开发布局和生产带来重大风险；风、光、水、火等能源的发电以及输电、储电、用电安全风险增加，因气象灾害造成的停产、拉闸限电、断电风险趋高；风、光、水能资源互补性、匹配性变差，增加电力系统安全风险。

  在经济安全风险方面，一是威胁粮食安全，我国近年频遭异常性、极端性、高影响农业气象灾害，作物生长周期与灾害重合度显著提升，一些作物在传统种植地已不适应新气候条件。旱涝灾害加剧、农业病虫害加重、农田生产环境退化、灌溉水供需矛盾尖锐化等，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加大。二是加剧公路、铁路、水路和航天、航空、航海的安全风险，加大交通基础设施老化速度和程度。三是加剧城市、新农村、基础设施安全风险，一些城市防暴雨和大风标准较低，新农村和基础设施防暴雨洪涝、大风、雷电标准偏低，对极端气象灾害缺少有效设防。

  在社会安全风险方面，一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常态化威胁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一些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严重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二是加剧人群健康风险，城市“热岛效应”叠加频发的极端高温热浪事件，增加中暑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导致与炎热相关的死亡率上升；病媒生物传播疾病能力增强，传播范围扩大，流行季节延长。三是随着灾害增加、生态环境恶化和承载力下降，生态移民可能持续增加。

  进一步强化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

  《瞭望》：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如何强化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更好保障“国之大者”？

  宋善允：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提升国家气候安全韧性。

  第一，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气候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核心框架。

  将防范化解气候风险作为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重要内容，在重大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中充分考虑有关风险因素，持续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对未来风险上升区域前瞻谋划应对，在一些重点领域做好应对百年一遇灾害的准备。

  第二，建立健全保障国家气候安全制度机制，增强全社会气候安全韧性。

  建立气候生态功能区划制度。定期分析研判精细化气候区划，规范气候资源的管理和开发。推进气候生态功能区划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建立普查、区划制度和技术标准规范体系。

  健全气候可行性论证和气候承载力评估制度。将气候可行性论证纳入城乡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和区域发展计划的前期审批环节；评估城市、新农村、重大基础设施及农业、水利、能源、生态布局等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修订《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建立和强化气象灾害普查调查和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制度。进一步加强气象与其他部门的协同机制，完善气象灾害预警发布和传播机制，增强气象灾害防御措施和能力。

  建立健全适应气候变化标准体系，科学提升高风险领域防范标准。建立气候安全风险转移分散机制，推动天气巨灾保险体系建设。

  第三，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提升气候安全韧性三大攻坚行动。

  提升城市气候安全韧性行动。将气候安全韧性建设要求和气候适应能力提升目标纳入城市“十五五”发展规划，提高防灾减灾标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适应性改造。加强城市气象灾害监测、风险预警以及气候变化风险评估能力建设。加快提高城市防范极端天气标准，完善应急响应机制。

  提升新农村建设气候安全韧性行动。根据精细的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全面提升新农村建设灾害防御标准，加强适应性改造；强化灾害防御的科普宣传，提升农村和基层社区群众的灾害风险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

  提升重大基础设施气候安全韧性行动。在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中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设计标准和技术。加强对现有基础设施气候适应性排查和评估，制定更新改造计划。完善基础设施保险与金融支持机制。

  第四，加强气候风险监测预测和早期预警能力建设。

  加强基础研究，强化人工智能与气象深度融合应用，提升监测预测和预警能力。建立健全布局科学、技术先进、智慧协同、实时精密的一体化综合气象观测系统，覆盖全面、功能完善的气候及气候影响监测体系。开展面向重点领域的精细化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和风险评估技术。制定国家气候安全早期预警标准，建设面向多领域、多行业的气候变化早期预警业务系统。

  第五，提供中国气象早期预警方案，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加强全球气象监测、预报和服务能力建设，提供全球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服务公共产品。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中国气象早期预警方案，提高其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积极引领带动国际气候治理制度设计，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