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全球碎片化的本质，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从维系国家收益的角度打造区域化或友岸化“小圈子”，以缩短产业链和减少分配基数的方式重置国家间的收益分配关系

➤以中美制造业势能转移为重要标志，全球生产正进入制造业的中国世纪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持续重构国际生产关系和国际分工

➤外部势力的干扰未能达到产业链“去中国化”的目的，全球制造业仍在向以中国为中心、大周边为外延的地区集聚，并通过先进的生产网络不断强化着这一庞大的供应链集群

➤全球化的中国世代，将以新理念和新范式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崇高目标，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样本，重塑发展的价值导向和全球治理范式

  文 | 王玉柱

  当下，全世界在政治、安全、经济、科技、意识形态上正分裂成多个相对独立甚至对立的板块或阵营，这一现象被称为全球碎片化，包括经济与贸易碎片化、地缘政治与安全碎片化、技术与数字碎片化、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碎片化。全球碎片化或反全球化的根源，正是发达国家因产业竞争力衰落而掀起的保护主义。

  纵观现代史可以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是由全球制造业中心发挥重要的全球化策源功能。目前，全球制造业仍在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集聚，中国仍在努力以全产业链优势和对全球制造业的主导地位推动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全球化。面对全球碎片化之困，中国正以强大制造业和新质生产力重塑产业生态和国际分工；中国崭新的发展、治理理念和范式，将为全球化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发达国家内部问题“外部化叙事”

  全球产业分工遵循“效率优先”原则。过去，西方跨国公司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生产布局来实现分工效率提升和利润最大化的。随着产业链的延长，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生产中的收益份额逐渐被稀释。当下全球碎片化的本质，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从维系国家收益的角度打造区域化或友岸化“小圈子”，以缩短产业链和减少分配基数的方式重置国家间的收益分配关系。

  西方跨国公司按“效率优先”原则推动全球化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它们就开启了大规模对外投资进程，全球制造业逐步从欧美转移至东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大量的资源投入和辛勤劳动在全球生产体系中获得了收益分成，发达国家的实体产业却越来越“虚空”。以美国为例，自上世纪80年代始，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即已停滞，同时，中产阶级持续萎缩。发达国家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效率优先”原则仅仅服务于跨国公司股东等少数富裕群体的利益，却置国家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于不顾。

  近年来，西方社会陷入了对“效率优先”原则的集体反思，这种反思首先具有社会阶级对立属性，其矛头最初指向日益严峻的国内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其中以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为典型。然而，随着特定利益群体转变引导方式，“仇富”运动逐渐演化为“排外”运动，并开始触及国家间收益分配关系这一重要问题。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内部问题“外部化叙事”正成为共性现象。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精英作为大资本大财团的“代理人”必须全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无力通过国内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来解决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在此背景下，西方民粹主义政党选择了以对外政策为抓手转嫁矛盾。他们不断将本国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衰落归咎为“不公平的国际竞争”“侵犯知识产权”“外国政府补贴”等外部因素，并提出明显具有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举措；他们架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多边贸易机构，试图重构贸易规则，重划贸易圈子，持续加剧全球碎片化局面的形成。

  发达国家内部问题“外部化叙事”的重要表现是，在大国竞争加剧的影响下，西方世界形成了一套特有的话语体系和政策实践——推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向“安全化”转型，推动产业链向“去中国化”转型。

  当前，西方国家冷战思维愈发强化，“中国制造”日益被意识形态化。西方国家开始抛弃其长期坚守的自由市场理念，转而沉迷于打造平行世界市场体系。西方国家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大力推进以所谓“安全”和“价值观”为导向的“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高端技术和产业领域，正成为西方国家对华打压的重要阵地。美国政府新近启动的“创世纪任务”具有典型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特征。美国还挟持西方集团通过数据规则制定、技术和产品禁运等方式遏压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制造业转移与全球化之变

  历史地看，全球化是由制造业和国际分工的发展驱动的，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全球化的发展，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

  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和制造业中心的转移遵循其内在规律，与康波周期类似。若以50年为周期来观察，可以发现自工业革命爆发至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相继经历了四波制造业周期，每一波制造业周期内，都有相应的制造业中心驱动着全球化范式革新。这也表明，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更替，会使驱动全球化的力量主体发生变化。

  第一波制造业周期是工业革命与全球化时代开启。

  该周期始于18世纪60年代，终于19世纪初。以珍妮纺纱机和瓦特改良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英国最先迎来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大生产时代。至1820年前后，英国基本实现了蒸汽动力对水力的替代，并开始向欧洲其他国家大规模出口蒸汽机。该周期内，英国钢铁产量大爆发，并迎来了“铁路时代”。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成为世界首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成为制造业强国后，英国开始推动全球化。全球化的大时代，是在工业革命与英国海外殖民贸易的互动中开启的：机器大生产使英国对棉花、羊毛、橡胶、矿石等原料的进口量逐年增长，铁路、港口和航运则将殖民地与英国本土工业体系相链接。

  第二波制造业周期是西欧工业带崛起与殖民主义驱动全球化。

  该周期始于19世纪30年代，终于19世纪80年代。1850年前后，英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生产了全世界约40%的工业制成品。此间比利时、法国、瑞士、奥匈帝国、意大利和瑞典等欧洲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与英国一道共同形成最初的西欧工业带。1870年前后，西欧地区占据了世界工业生产的半壁江山。在殖民主义的驱动下，西欧国家普遍建立起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分工关系，成为特殊形态下全球化的驱动力量。

  第三波制造业周期是制造业的跨洋转移与美欧“双核”驱动全球化。

  该周期始于19世纪80年代，终于20世纪30年代。此间欧洲国家之间纷争不断、市场割裂导致制造业持续外流，美国因此受益。全球制造业中心逐步从西欧工业带转向美国东部及五大湖地区后，美国于19世纪末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国，钢铁产量、煤炭产量和铁路里程等重工业指标全面超越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对欧洲工业体系的破坏，又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订之时，美国工业产品的全球占比已升至四成，超过了西欧的总和。与此同时，西欧制造业在全球仍有重要影响力，与美国制造业共同构成了全球化的“双核”驱动力量。

  第四波制造业周期是制造业的美国世纪与美国掌舵全球化。

  该周期始于20世纪40年代，终于20世纪90年代。1945年二战结束之时，美国制造业产能已占全世界一半以上，在资本主义世界更是占了六成之多。在美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欧洲的角色被边缘化。战后，美国又凭借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安排，成为全球化的掌舵者。然而，该周期内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呈现出畸形繁荣的局面。美国跨国公司加大对外投资力度使制造业不断从太平洋东岸向太平洋西岸转移，美国制造业的根基逐渐被掏空。

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一列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列车驶出德卡鲁尔站（2025 年 5 月 20 日摄）徐钦摄 / 本刊

  制造业正在迎来中国世纪

  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反恐战争的长期消耗，美国感受到了经济空心化和制造业衰落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提出重振制造业的设想，欧洲和日本亦紧随其后实施制造业复兴战略，然而，西方的实践始终收效甚微。

  与此相对，中国凭借日益健全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快速的技术迭代和更高的产业转化效率，逐渐成长为新一轮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引领力量和第五波制造业周期的主阵地。

  以中美制造业势能转移为重要标志，全球生产正进入制造业的中国世纪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一，中国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型产业发展，重构世界制造业格局。以“新三样”为代表，中国已在诸多制造业领域形成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质性超越。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坚持开源范式，不断创新算法、降低成本。智能驾驶领域，中国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西方对于技术创新规律和产业化效率的传统认知。创新药领域，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创新药研发国，目前已开展实施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创新药临床试验。

  其二，中国正以新质生产力形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国际产业新生态。数智化赋能传统制造业，改写了生产的底层逻辑。算力基础设施保障下的数字经济业态，推动着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数据和知识等无形要素流动发挥关键作用，改变了工业革命以来以货物跨境交易为导向的发展范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持续重构国际生产关系和国际分工。

  其三，中国新型制造业的发展正展现出特有的区域粘性。不同于前四波制造业周期相关产业高度依赖劳动力、原材料和传统消费市场，在第五波制造业周期内，新型制造业的发展更加依赖数字化基础设施、技术和产业生态，同时对于产业链韧性、市场规则和成熟度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数字经济特有的范围经济性改变了传统的长距离贸易范式，铁路物流范式重新定义了产业链形态和发展韧性。中国新型制造业的发展，使传统区域贸易关系借助数字化和铁路物流范式变革逐步形成了新的产业分工关系，并通过整合的统一市场空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技术和产品迭代效率以及强大的产业生态竞争力。与此同时，制度、技术和市场共同塑造的新模式，正不断强化中国在技术和产业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和新主导优势，并通过区域市场网络不断强化着生产集中度。

  数据显示，外部势力的干扰未能达到产业链“去中国化”的目的，全球制造业仍在向以中国为中心、大周边为外延的地区集聚，并通过先进的生产网络不断强化着这一庞大的制造业集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东亚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达52.4%，比疫情前的2018年再升1.7个百分点。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中国在复杂中间品上的比较优势不断加深，供应链重新集聚到亚洲。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等机构发布的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中国的新理念新范式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需要全球化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知识和技术自由流动，减少地缘动荡和价值观冲突，同时，更需要符合时代需求的全球合作和治理机制。新形势下，全球化的航船呼唤新的掌舵者通过体系化的理念和范式革新来引领方向，在碎片化的世界中实现对市场规则、价值观、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的重建。

  以历史视角来看，全球化的巨轮是在大国的持续接力和推动下浩荡前行的。当下，制造业的美国世纪已然结束，全球化的美国推力已经消退，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五波制造业周期的全球引领者，正通过与全世界的产业和产能合作，重构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为可持续的全球化提供有效解决之道。

  中国将以新理念和新范式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崇高目标，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样本，共同塑造发展的价值导向和全球治理范式。

  当下，中国正通过一套完整的价值理念和制度体系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全球发展倡议聚焦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全球安全倡议着眼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治理倡议锚定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原则和路径。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共建美好世界注入强劲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战略引领，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全球视野、世界情怀和国际担当。□（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