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新兴市场和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全球摆脱危机的关键力量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中国经济目前的复苏趋势已经初步形成。”演讲台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分析说，“我国经济和其他的新兴市场经济加在一起，会在全世界经济趋于稳定中发挥到重要作用。”
7月1日，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继续演变中的挑战和机遇，近百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高级官员、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外国驻华大使和金融机构、企业代表，在新华社瞭望周刊社《环球》杂志举办的“环球国际（2009夏季）论坛”上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与会代表认为，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上，新兴国家具备一些发达国家不具备的条件，诸如较低的金融机构杠杆率、较丰富的外汇储备和稳健的银行体系等。更为重要的是，新兴国家拥有广阔的内需空间可供开发，普遍面临着推进产业现代化的强烈驱动力，具备庞大的可供拉动投资潜力。这些回旋余地，给了新兴国家在应对危机中维持较好的发展速度的可能性。
因此，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伟民和樊纲为代表的专家认为，尽管“可以预料的是现在世界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但新兴国家扮演更为重要角色的时代趋势正在趋显。樊纲更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的身份提出了“后危机时代”这一概念，并强调，在这个时代，新兴国家、新兴市场和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全球摆脱危机的关键力量。
中国“保增长”力促“较早复苏”
与会代表认为，由于中国较早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经济或将较早复苏。
“中国这次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世界金融危机，而是中国自己在进行调整。”樊纲表示，从2004年、2005年中国经济产生过热趋势时，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这些政策2005年-2007年也不断加大了力度。
正因为此，樊纲认为，中国的泡沫“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大，调整起来相对容易”，“以房地产市场为例，由于比较及时地采取了措施，因此只是在若干大城市的泡沫比较大，全国二、三线城市基本没有起来。”因此，“复苏也相对容易，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和政策的作用，复苏已经开始出现了，而且是能够持续的。”
他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不少亮色，其中，部分过剩生产能力已开始消化，“今年的房地产投资可能是历史最低的，明年房地产投资一定可以开始恢复。而且，明年中国的出口可能也会出现明显的增长。”当然，他也表示，“明年还需要政府财政政策一定的支持，以确保经济回升的趋势能够持续下去。”
杨伟民具体分析说，中国正在着力扩大内需，调整需求结构。重点调整过于偏重外资外贸快速增长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局面，增加内需对于拉动增长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仍旧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认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实施‘走出去’，不仅是中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樊纲告诉本刊记者，“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一旦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其发展速度、经济变化情况将远远快于发达国家。事实上，发展的根本含义是落后的国家要增长，而且要增长得比发达国家快。”
他同时指出，“要区分短期的互相影响、互相依赖，和长期的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发展轨迹和阶段，并由此形成的巨大差距，我们的任务就是抓住差别、缩短差距。”事实上，这种差距不但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增长动力，更是全球经济摆脱危机的动力源泉。
印度、巴西抗危能力渐现
“金融危机对巴西的影响非常重大，对巴西的金融机构影响也很大，比以前几次的危机影响程度都大很多。”巴西驻华大使克洛多瓦尔多·胡格内在论坛上告诉本刊记者，尽管巴西未能成为金融危机的“侥幸者”，但巴西在过去的15年里一直在努力进行改革，减少公共债务的同时进行金融改革，巴西金融机构抗击内部和外部冲击的能力也大大增强。
他具体介绍说，为了应对危机，巴西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努力：其一，一方面加大对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另一方面由巴西国家银行进行信贷支持；其二，出台了类似中国家电、汽车下乡的家庭消费退税政策；其三，在外贸上，对出口进行资金支持。他相信，出口在不远的将来会恢复；其四，和不同国家进行了外部合作，比如中国，这使“巴西国外的投资开始恢复。”
而且，占据巴西GDP比重较大的“农村领域在2009年的第二季度也会增长。”克洛多瓦尔多·胡格内表示，“我们可以保证到明年会实现这些领域的恢复，我们希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印度驻华公使麦志达也在论坛上表达出战胜危机的信心。他表示，尽管由于发达国家需求的减少，印度700万的相关产业人员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甚至失业。但是，“印度的大多数产业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当然有一部分产业对印度的经济情况确实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此次的金融危机不仅给印度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很多的机遇，主要表现在外包产业。”麦志达表示，印度把一些IT公司建立在了与一些欧美国家相近的地域，这样可以便于客户进行监督和磋商。印度的IT业也逐渐转移到了一些非传统市场——在此主要指中东。印度正在成长为一个外包大国。
国际分工催生新兴产业
一方面是新兴国家崭露曙光，另一方面，有关新兴产业的讨论，也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这次危机大大加速了中国市场的发展，对于新兴产业有着巨大的影响，现在有一些产业包括汽车行业，发生了上百年来的第一次革命，是消费方式的革命，这些产业的后来者可能会发生后发优势，如果能正确利用已有的金融资源，可能就会有所变化。”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在论坛上向本刊记者分析说。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则认为，当前，金球所有的产业正在重新定义、重新洗牌，对各国来说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表示，当前，“扩大知识投资应该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外部市场的结果，更多的是自身结构性矛盾，这不仅可通过一般的生产性投资扩大得到解决，更多的是通过知识性的投资，比如科学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的扩大等方式来实现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梅永红特别强调，对新兴产业的把握，关系着我们能否在未来的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更合理、更公平的地位。
但是，如何发展新兴产业？政府在此应扮演何种角色？对此，梅永红表示，“政府可以更多地提供政策环境和公共技术。政府做的就是提供创业环境，提供产业政策，提供基础技术和设施。当前，我国整体的创业环境存在很多的缺失，未来需要政府做更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