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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座全球金融决策层


  

 


朱民作为总裁特别顾问进入IMF管理层,和一年前林毅夫担任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进入国际金融权力决策系统的重大标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为总裁特别顾问。IMF在当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预计朱民将于5月3日履任新职。巧合的是,时间回溯至两年前,同样是2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不同的是,林为“民间的”,而朱则系“官方”。但这些信息组合成的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国际金融秩序中,中国正式进入权力决策系统。
“朱民到IMF任职,对中国来说,是个好事,也是个大事。”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赵海宽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林毅夫到朱民,从世界银行到IMF,这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朱民迈出了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一大步,也是目前为止中国在IMF中担任的最高职位。”曾任IMF执行董事的张之骧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
朱民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并取得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曾在世界银行工作6年,并在中国银行担任十多年的高级管理职务,2009年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其身影经常出现在重要的全球经济论坛中。
2009年,有媒体采访朱民问其是否已准备到IMF任副总裁,朱的答复为“并不知情”。一位与朱民有旧、不具名的知名金融专家告诉本刊记者,真实的情况是,包括IFM在内的各方面确实一直在运作朱担任这一高职。他分析说,朱被任命为总裁特别顾问,“有可能只是过渡性的,随着中国在IMF中的话语权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内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有可能会被升任副总裁。”
张之骧在和本刊记者交流时,亦着重分析了这种可能性,朱被任命为特别顾问,并不意味着朱的职位已经尘埃落定。原因在于,虽然去年来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做出了积极表现,而且中国也一直通过多种渠道,争取扩大在IMF中的话语权,但是卡恩并无权直接任命副总裁。
结合在IMF中的工作经验,张之骧表示,“从理论上来讲,IMF的管理层主要包括总裁、副总裁和高级顾问,朱民已经走出第一步。”他分析说,当前IMF采取“一正三副”的体制(即一个总裁,三个副总裁),自1945年IMF成立以来一直有两个不成文的规定:
其一,总裁必须是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历任的有法、德、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公民。英国虽然在IMF中的份额较高,影响力也较大,但是并非欧洲大陆国家,因此一直没能担任总裁职位。
其二,第一副总裁必须是美国人,另外两个副总裁则来自两个不同的洲。比如,张之骧在担任IMF执行董事时,当时另外两个副总裁分别为印度人和其时仍为法属科特迪瓦的非洲人。现在,另两位副总裁分别来自日本和巴西。
因此,张之骧表示,朱民如果升为副总裁,将有两种可能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来自日本和巴西的两位现任副总裁之中的一个退位,朱民补缺。第二种方式,新设一个副总裁职位。张之骧认为,此种方式目前来看较为可行,“但是,如果加一个副总裁席位,就需要集体讨论了,总裁说的不算。”朱民如能顺利“晋级”,一个很大的助力将可能来自于中国在IMF中的份额提升。
当前,在IMF投票权占据前六的国家中,除了排名第一的美国,其他五国分别为日、德、法、英和中国,其占有的投票权依次为6.02%、5.88%、4.85%、4.85%、3.66%。张认为,中国如果能够通过增资使投票权占到5.0%以上,占到第四位的话,对提高话语权,包括提升朱民的影响力都大有裨益;如果能达6.0%,成为第三则更好。
不过,提高投票权并非易事。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提高投票权,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并意味着个别国家的让权。国家外汇管理局前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参事魏本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存在三大立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希望未来的金融秩序和货币体系能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欧洲亦积极推进此事,意欲与美国争夺主导权,建立更符合欧洲国家利益的体系;美国则不愿失去主导地位,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持现状,充其量修修补补。
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提升金融话语权的过程中,美国和欧洲一直都希望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加入削弱另一方力量。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去年9月匹兹堡峰会前,美国就曾幕后向欧洲不断施压,要求对方减少其在IMF中的份额,并让渡给中、巴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欧洲和发展中国家虽然都希望美国减少份额,但是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使欧洲和发展中国家短期之内苦无对策。
因此,中国银行资深国际金融专家王元龙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朱民就任特别顾问一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到IMF相关规则的制订过程之中,“话语权不仅仅体现在所拥有的份额和投票权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具体规则制定过程的参与程度方面。”王元龙表示,应借此机会促进IMF的改革,促进IMF的权利分配更加客观地反映当今世界经济状况的变化,改变IMF成为发达国家利益代言人的现状。□